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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特征研究
添加時間:2019-01-14

  摘要:史學想要持續獲得相對獨立性和自覺性的發展, 就必須積極貫徹、落實求真理念。但是, 在撰述歷史的過程中, 即便是許多史學家都盡力揭示一些客觀存在的現象, 但是還是不免會摻入個人的價值理念和情感特征。究竟歷史何為真, 又如何求真, 著實是一類繁瑣的課題內容。本文的任務, 就是針對我國古代史學的發展特征加以深入探究論證, 希望能夠為日后更好地傳承和發展中國古代史學奠定基礎。

  關鍵詞:中國古代史; 發展特征; 真實性;
 

中國古代史

  前言

  中國古代史學傳承與發展過程中, 十分注重求真觀念, 在時代進步得到逐步深化之后, 如今已經別具個性。為了日后引起更多人對這類史學內容的重視, 本文選擇針對其發展特征加以客觀梳理論證, 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善惡的書法不隱

  所謂書法不隱, 實際上就是先秦史官的書史理念, 主要是由先秦國史和書法特性影響而成的。先秦時期許多史官都秉承著國之大本與大經的禮法準則, 依照寓褒貶的手法來明辨善惡、規范行為, 促使國家、民族得以和諧發展。就像是《禮記·坊記》記載的《魯春秋》之書晉嗓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 是依照當時禮制“未沒喪, 不稱君”規定衍生出的書法, 旨在“示民不爭也”。由此可以清晰判斷, 書法不隱強調的就是嚴格遵守禮法來進行書法, 核心目的在于維持禮法和貫徹致用目標, 至于求真方面則未能兼顧。須知處于春秋時代, 社會變動節奏過快、政權下移現象顯著, 更直接引發出“周德既衰, 官失其守, 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 赴告策書, 諸所記注、多違舊章”的狀況。在此期間, 包括國家禮法、史學上的書法體系, 都遭受了全方位的沖擊, 不過當中仍舊不乏一些據法守職且不敢胡作非為的優秀史學家, 就像是董狐一般的良臣。《春秋谷梁傳》曾經針對董狐書法加以解釋, 即“子為正卿, 入諫不聽, 出亡不遠, 君弒, 反不討賊, 則志同, 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 歸根結底, 書法于盾也, 而見忠臣之至。面對趙盾這類執政大臣未盡其忠的過失行為, 董狐書法過程中絕不予以隱晦, 而是一再強調作為忠臣對于君上必須盡到的職責。縱觀后世不同朝代, 其中宋朝史學家呂祖謙對于史官書法昭明人倫禮制之舉極度褒揚, 是為“嗚呼, 文武周公之澤既竭, 仲尼之圣未生, 是數百年間, 中國所以不淪喪者, 皆史官扶持之力也”;而清代史學家趙翼在觀察到以往史學書法不詳、失實的記載現象時, 則哀嘆道:“使無傳者之詳其事, 則首惡者不幾漏網, 而從坐者不宜覆盆耶”。

  二、和曲筆相互對立的直書實錄

  實錄理念主要在班氏父子批評《史記》過程中衍生而來。自此過后, 特別是在修史環節中直書、曲筆之間的日漸激烈斗爭作用下, 令直書實錄過渡轉化成為衡評史學家、史著作的核心標準, 被歷代史學家所遵守和貫徹。在該類階段之中, 中國古代史學的求真理念, 已然逐步自覺成型了, 不過透過直書實錄的內涵層面解讀, 在歷史事實如實記錄的“真”, 和對歷史人事善惡褒貶的“是”等方面, 還遺留混沌不分的現象, 證明其間直書實錄與褒貶義例始終維持和諧的關系, 彼此沖突現象未曾延展。

  班固曾經在《漢書·司馬遷傳》的論贊過程中, 延續其父親班彪之志進行《史記》深入性評價, 闡述到:“然自流向, 揚雄博極群書, 皆稱遷有良史之材, 服其善序事理, 辨而不華, 質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 不虛美, 不隱惡, 故謂之實錄”, 由此可見, 實錄標準始終基于文直, 需要如實地進行一系列已發生過的歷史事實記錄。在班氏父子眼里, 實錄是鑒定《史記》史學價值和司馬遷良史之才的核心依據, 其產生的歷史意義往往無比深遠, 證明史學求真原則之自覺。經過考察發現, “直書”這類詞匯最早在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序》中出現, 杜預補充說直書和文直包含相同的意義, 就是如實性地進行已經發生過的史事記錄。西晉之初, 時人曾對陳壽《三國志》作出評價:“雖文艷不若相如, 而質直過之”。這其中的“質直”就是史學和文學之間最明顯的差異特征。也就是說, 直書和實錄交替式沿用之后, 就可以更加深入地撰述甚至是批判相關歷史。

  處于魏晉南北朝和隋唐等時期, 各朝都開始鼓勵史官進行本朝和前朝史記修撰, 因為一直以來政權過度頻繁地更迭、民族之間的沖突愈加尖銳, 門閥觀念亦變得愈加濃厚, 許多史官在未知政權厲害、未能照顧到世家子孫榮辱的前提下, 積極貫徹實錄原則而釀成大禍的現象時有發生。由此證明, 直書和曲筆之間的斗爭趨勢長期激化, 這類史學現象開始引起世人強烈的關注。但是這并未影響一些優秀的史學家, 他們仍舊將書法不隱的董狐等作為重大榜樣, 努力發揮出作為史學家應有的道德良知, 秉承直書實錄的理念進行相應的歷史記錄。而自從兩漢之后, 史官修史工作也變得愈來愈制度化, 被視為皇朝統治機構的關鍵性結構單元和統治階級的政治利益亦形成極為縝密的關聯。這種直筆觀念證明古代史學家求真的是歷史人物的性格以及歷史事件的善惡特征, 屬于一類客觀恒定的認知方式。想要達成這類標準, 不僅僅要全方位地記錄相關歷史事實, 同時更需要依照自然和人倫之理來評判是非善惡。

  三、與褒貶義例相互對立的據事直書

  步入宋代之后, 理學思潮開始全面覆蓋和拓展, 同步狀況下更對史學求真理念造成極為深刻的影響。在此期間, 許多義理派史學家作出深刻強調, 歷史撰述過程中的善惡得失, 關鍵點就是鼓勵史學家遵照天理之正的原則進行歷史認知解讀。相比之下, 還有其余派系史學家, 主張事得其實就是歷史撰述的關鍵點。在兩類史學家思想的激烈沖突作用下, 事實和褒貶的矛盾變得愈來愈深入。發展至清代, 乾嘉考史學家選擇將直書和實事求是視為同義, 就此直書轉變成為去除一己的善惡褒貶, 更加專注性地記錄事實和謹慎考求歷史的據事直書。在歷史事實和事實價值判斷逐漸對立開來之后, 史學求真觀念也開始變得愈加明確和深化了。

  在宋代時期, 許多理學家都開始將閱讀史書作為格物致知的關鍵路徑, 認定史學不僅僅屬于整合各類事實材料的學術研究工作, 同時還必須從中歸納出統一的義理。但是, 理學家強調的義理, 并不是透過歷史內部歸納出的實際因果聯系, 而是融入自然和歷史宇宙的最高真理, 就是依照天理推導出的先驗歷史法則。也就是說, 只有保證善舉才能產生對階段歷史更為正向的影響作用, 做到引導歷史向好的方向過渡發展。而史學家的重要責任, 就是配合天理這類核心標準進行歷史浪潮中的一切善惡是非評判, 最終令歷史得以規范, 即朝著天理方向運動。所以, 在開展史學批評活動期間, 許多史學家更加傾向于進行先輩的價值標準重新辨析甚至嚴厲批判, 強調要切實貫徹“治亂安危存亡興廢之理”, 從中明辨是非, 第一要務就是清除個人認知中的人欲因素, 進一步做到遵從義理之安。朱熹曾經針對以遷、左為代表的史學家進行嚴格批判, 認定他們憑借一時間的現實效果, 即功業成敗結果進行歷史上的功罪是非斷定, 屬于一種趨利避害的行為方式, 本意始終在于權謀功利。這樣的“真”絕非直載史事、考求史實能夠成功換取的, 而務必要依照朱子義例中貫徹的大經大法進行同步掌控。這樣一來, 史學實踐中義利之辨將會更加深入, 出現歷史認識不甚求、脫離具體歷史聯系等諸多消極現象。由此證明, 單純將孤立的歷史證據作為歷史之“真”, 進一步構建關于歷史整體的知識架構, 這樣換來的“真”是沒有任何現實意義的。章學城主張的史德說, 就是針對這部分求真理念的反動和深化過程。歸結來講, 中國古代史學可謂是源遠流長。截止現在, 已經歷經幾千年的時間, 飽含自身鮮明的特征。而與此同時, 歷史又是隨著時代變動逐步演變而來的事實, 史學著作則始終是史學家編撰出來的, 這類現象充分驗證, 史學史和歷史本質意義并不相同, 需要我們針對史學發展歷程進行更加妥善的概括。

  四、結語

  綜上所述, 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特征著實繁瑣復雜, 不過重在求真。而這部分求真理念也是隨著時代變換不斷革新更替的。相信經過筆者在此逐步深入地描述和論證之后, 有關史學家能夠從中汲取更多的寶貴經驗, 經過長期合作和嚴格規范之后, 令我國史學研究工作變得更加完整、系統和科學合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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