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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與社會發展方式選擇之間的關系研究
添加時間:2018-11-08

  摘要: 社會發展是一個社會向著自己理想的社會模式的前進。一個社會的健康、快速發展, 取決于三個因素:正確的理想社會模式, 正確的發展方式, 強大的發展動力。歷史學可以為社會發展的這三個因素的形成作出不可替代的重要貢獻;歷史學已經為此作出了許多貢獻;歷史學還應該作出更大的貢獻。

  關鍵詞: 歷史學; 社會模式; 社會發展;

歷史學論文

  社會發展是一個社會向著自己理想的社會模式的前進過程。就人類歷史的經驗看, 在沒有自然災害、戰爭等不可抗拒的破壞性因素影響的前提下, 一個社會能否以較快的速度健康發展, 取決于三個因素:正確的理想社會模式———決定社會發展方向;正確的發展方式———決定社會發展成本、速度和效果;強大的發展動力———決定社會發展速度。

  這三個因素是三棵大樹。它們的發芽、生根、成長是需要營養的。它們在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發育情況的巨大差異, 說明了營養條件的差異。一個希望社會發展的民族或者國家, 一定會為這三棵樹提供最充分的營養。

  在眾多的營養源中, 以人類歷史為研究對象的歷史學學科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而歷史學家則應該主動地擔當營養師的任務。

  本文的中心論點是:歷史學可以為社會發展三因素作出不可替代的重要貢獻;歷史學已經為此作出了許多貢獻;歷史學還應該作出更大的貢獻。

  一、歷史學與理想的社會模式選擇之間的關系

  粗略地說, 社會模式包括一個社會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習俗。決定人們心目中未來理想的社會模式的根本因素, 是當下的社會成員的核心價值觀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與教訓。

  1。核心價值觀決定人們的價值判斷, 認定什么樣的社會是好的因而是理想的, 什么樣的社會是不好的因而是不理想的。那么, 一個社會現實的核心價值觀是由什么決定的呢?歷史與現實的經驗表明, 它由三個因素決定:現實的物質生產生活方式———它實際制約著人們的價值取向;傳統文化———它通過習慣影響人們的價值取向;外部文化———它以對本土文化的補充或者挑戰而影響人們的價值取向。而這三個因素都是歷史地形成的。

  現實的物質生產生活方式是歷史地形成的。因為, 一種物質生產生活方式從萌芽到長大到成熟定型, 需要很長的時間。例如, 學習歐洲歷史的人知道, 歐洲封建社會的物質生產生活方式經歷了幾百年才定型, 歐洲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生活方式也經歷了幾百年才定型。所以, 可以說, 任何物質的生產生活方式, 其本身都是歷史的產物。從時間永不停頓地流逝、過去與現在永不停頓地交替、事物永不停頓地變化的角度看, 甚至可以說, 即使已經定型了的物質生產生活方式, 它真正穩定的形態, 都存在于“現在”這一瞬間之前。所以, 我們可以認為, 任何社會的物質生產生活方式的唯一穩定的表現形式就是歷史。

  傳統文化的載體就是歷史。這不用多說。需要指出的是, 中國古代有句非常深刻的話, 叫作“六經皆史”。經是文化的靈魂, 是表述價值觀的經典。世 界 諸 多 文 明 中, 絕 大 多 數 都 有 自 己 的“經”。而許多經典都是歷史地形成的, 經典本身就是史書。比如, 《圣經》、《古蘭經》、佛經、我國的四書五經, 它們中絕大多數都可以當作史籍來讀。承載我國傳統文化的經、史、子、集, 還有大量其他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都是歷史, 都是歷史學研究的對象。

  傳統文化對現實的價值觀的影響也是作為歷史過程而發生的。作為融化在一個民族每一個成員血液中的文化基因, 傳統文化對人的影響本身就是歷史, 而且只能是歷史。

  就像傳統文化一樣, 外部文化也是歷史地形成的;外部文化對內部文化的影響也是作為歷史過程而發生的。

  2.歷史經驗與教訓既提供正面的和反面的社會模式樣板, 又啟迪人們思考某些看似理想的社會模式是否具有現實可行性。就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與教訓而言, 由于全球不同地區不同社會發展的不均衡, 以及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 人類會不斷地吸取歷史上本社會和其他社會的制度模式的經驗與教訓, 幫助自己不斷地調整和修改未來理想社會的模式。以中國的情況為例。在幾千年的傳統農業社會中, 我們有自己比較固定的理想社會模式;但是, 到了鴉片戰爭之后, 這一理想社會模式就在外部的劇烈沖擊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這一劇烈變化之后, 還發生了幾乎是沒有停止過的變化和調整, 直到今天。我們可以比較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人對未來理想的社會模式的不斷的調整:有大的調整, 也有小的調整。為什么會有這些調整?其中極其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國自己歷史上的社會模式和外國歷史上主要是歐洲、北美、日本、俄羅斯 (蘇聯) 近代和當代歷史 (包括20世紀80、90年代的蘇聯東歐歷史) 上的社會模式對我們的啟迪。比如, 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的社會模式, 在其逐漸發展過程中, 就吸收了我國傳統社會、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經驗教訓。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社會主義的社會模式, 除了吸收這三方面經驗教訓外, 還吸收了孫中山生前三民主義社會模式實踐的經驗教訓。可以說, 近代和現代作為觀念涌現出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模式與社會主義模式, 都是中國人在對歐美、日本、中國歷史上的社會模式以及這些模式的變革的總結與分析之后進行的選擇。從魏源到陳獨秀, 其間包括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孫中山等人對未來社會模式的探討, 無一不是如此。英國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法國革命、俄國彼得大帝改革、日本明治維新、君主立憲、議會制度、民主、共和, 都是被他們引用頻率很高的歷史事物。而對中國歷史上君主專制主義社會模式的批判, 對滿清政權入關后所作所為的批判, 則是歷史的另一面。有 兩 套文選比 較詳細地 記錄了這一切。第一套是 20 世紀 40 年 代鄭 振 鐸 先 生 編 的《晚清文選》[1], 第二套是張枬、王忍之先生編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2]讀讀這兩套書就一目了然了。

  當下正在世界上發生的重大的政治經濟文化變化, 既在影響著各國的社會模式選擇, 也在影響著我們對未來理想的社會模式的具體構想。

  歷史上還有一些對于理想社會的實驗。它們積累的經驗與教訓, 啟迪后人思考理想的社會模式在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下是否可行。我國人民在結束“文化大革命”之后, 通過對前幾十年歷史的反思, 認識到, 任何社會模式都必須與一定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 既不能過度落后于生產力水平, 也不能過度超越生產力水平。在某種意義上, 我們完全可以說, 中國震撼世界的偉大的改革開放事業, 其起點就是對歷史的反思;沒有歷史, 沒有歷史思考, 就沒有今天初步富強的中國。中國的繼續發展與進步, 其理想的社會模式的繼續完善, 其起點也將永遠是對自己的歷史, 尤其是改革開放的歷史, 以及對世界市場經濟的歷史, 對各國治亂興衰的歷史的反思。

  還必須著重指出的是, 人類對于歷史上的苦難與罪惡的記憶, 是影響他們對理想的社會模式選擇的極其重要的因素。對歷史上殘暴的奴隸制度的記憶, 使人們更加珍視平等、自由、人道;對歷史上腐朽黑暗的君主專制制度的記憶, 使人們更加向往民主;對早期資本主義工廠制度下童工和女工的悲慘命運的記憶, 使人們更加注重對兒童與婦女的保護;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集中營、南京大屠殺等侵略戰爭暴行的記憶, 使人們更加反對侵略、熱愛和平……這一切, 都影響著他們對理想社會模式的選擇。

  3。既然歷史如此深刻地影響著當代人類對未來理想社會模式的選擇, 那么, 以歷史為研究對象, 以經世致用為目的的歷史學在這方面的地位與作用就顯而易見了。無論是在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形成方面, 還是對歷史經驗與教訓的總結方面, 歷史學都應該而且可以發揮責無旁貸、舍我其誰的作用。

  近代以來中國的史學史也表明, 借鑒國外的經驗教訓, 總結我國歷史文化的特點, 構思現代化的社會模式, 一直是歷史學和歷史學家的重要任務。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梁啟 超、王 國 維、章 太炎、胡適、范文瀾、吳于廑等, 都思考過這方面的問題。國外無數歷史學家也思考過這方面的問題。

  二、歷史學與社會發展方式選擇之間的關系

  如果說理想的社會模式離我們比較遠的話, 那么, 社會發展方式則離我們非常近, 甚至可以說近到沒有距離;如果說理想的社會模式還有點抽象, 還沒有現實化的話, 那么, 社會發展方式則非常具體, 非常實在。我們可以選擇某種理想社會模式而不必急于實踐之, 但是, 對于社會發展方式, 我們則不得不把選擇與實踐混合在一起, 須臾不可分離。所以, 對于一個社會的實際運行, 對于人們的實際生活而言, 發展方式的選擇, 其意義至少不亞于理想的社會模式的選擇。

  19世紀和20世紀的歷史表明, 歷史知識, 是決定社會發展方式選擇最基本的知識前提。

  這兩個世紀, 人類在兩方面對發展方式進行了艱難的探索, 付出了血的代價。

  第一方面是用暴力手段建立起符合新時代價值觀的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它既是社會模式的革命, 又是發展方式的革命———社會發展的突變方式, 或者革命方式。在比較大的國家中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和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建立, 多數都是以這種方式進行的。英國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 都是典型的例子。

  第二方面是探索經濟發展、社會建設的更加科學合理的方式。這是社會發展的漸變方式, 或者改良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歷史通過人們的歷史記憶而教人們作出的選擇。當歷史已經證明非暴力的方式不能改造社會的時候, 人們便選擇了暴力的方式。熟悉法國歷史的人知道, 在法國革命爆發之前, 國王的臣民們同國王有過長期的協商、討論。熟悉英國史的人知道, 在英國革命爆發之前, 國王的臣民們進行過長期的和平請愿、和平協商。熟悉中國歷史的人知道, 革命黨人是在看到戊戌變法的先驅們被殺頭之后才最后堅定了暴力革命的決心;孫中山最初也是一個改良主義者, 他曾經給李鴻章上書陳述改革希望。可以說, 所有的革命者都是從歷史中獲得了經驗教訓的歷史學家。

  第二種方式更是歷史的選擇。我們可以把作為社會發展方式理論基礎的那些理論稱為社會發展理論。它們包括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倫理學等社會科學的理論。這些理論在探討社會發展方式的時候, 無一不回顧、總結歷史。以經濟學為例, 沒有經濟史, 就沒有經濟學。所有具有理論意義的經濟學模型、經濟學數據, 都建立在對經濟史的分析基礎之上。“經濟 周期”概 念在提出時, 更是純粹的歷史概念。古典自由主義是對重商主義指導下的經濟實踐總結之后提出的;凱恩斯主義是對古典自由主義指導下的經濟實踐總結之后提出的;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 是對歷史深刻反思的結果。其他學科情況也一樣。例如, 在西方享有盛名的政治學家亨廷頓關于發展中國家發展方式的著作, 完全可以稱為史學著作。因為, 他思想的翅膀完全是在發展中國家發展歷史的天空中展開的。

  社會發展的歷史沒有終結, 從歷史學角度對發展方式中的經驗教訓的總結就沒有終結。我國研究外國歷史的歷史學家們, 從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開始一直到現在, 都在熱烈地探討中國與西方的現代化道路比較問題、中國與蘇聯的發展方式的比較問題、現代化進程中的城市化問題、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社會穩定問題、生態環境問題, 等等。他們的目光, 始終沒有離開過我國的發展方式。

  三、歷史學與社會發展動力之間的關系

  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什么?從物質形態看, 當然是生產力的進步, 尤其是生產力的革命性進步。但是, 誰來推動生產力的進步?當然是人。人為什么要推動生產力的進步?這個問題涉及人的動機。人怎樣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個問題涉及人的能力。所以, 一個社會要最大可能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 從而促進社會的進步, 就必須讓最可能多的人有最可能強烈的發展生產力的動機, 最可能強大的發展生產力的能力。最可能多的人, 最強烈的動機, 最強大的能力, 就是我們要追求的社會發展的最大、最根本的動力。

  在社會內部 (有時候外部的影響也非常大, 比如來自強大的侵略者的威脅, 就可能是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但是, 無論如何, 外部壓力最終還是必須轉化為內部動力后才具有動力意義, 所以, 動力根本上是存在于內部的) , 決定這個動力大小的有兩個關鍵因素:一是社會的核心價值觀, 二是社會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教育學術研究體制。

  歷史和歷史學在這兩個因素的建設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本文前面已經作了說明。這里不再重復。

  需要指出的是, 歷史學是人文學科。人文學科的根本特點在于, 它是以尊重人、理解人、關懷人、改造人為己任的。所以, 同非人文學科相比, 它更加能夠在有關人的愿望、熱情、力量等涉及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另外, 對人心靈的影響, 理性是重要的方面, 生動鮮活的人物與故事的影響也是重要的方面。對于青少年來說, 后者的作用更大。而歷史與歷史學就是一個人物與故事不可窮盡的浩瀚寶庫。比如, 我們把一定歷史時期內的愛國主義作為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而愛國主義的來源在歷史, 愛國主義的最有教育意義的榜樣, 諸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秋瑾等英雄人物, 也大都是歷史人物。再比如, 我們把思想創造、學術創造領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為建設創新型社會、推動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這種精神, 這種思想, 其淵源可以追溯到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 歐洲的希臘時代。歐洲文藝復興、啟蒙運動, 我國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 都是它們的體現。

  總而言之, 歷史和歷史學可以在建設健康向上、能夠持續推動社會發展的民族精神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四、歷史學應該更加主動、積極地促進社會發展

  綜上所述, 歷史學能夠在推動社會發展方面發揮巨大作用, 并且也已經發揮了巨大作用。今天, 整個社會成系統的歷史知識, 主要是歷史學科提供的。即使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 如果其作者是嚴肅的的話, 它們的基本史實, 尤其涉及重大歷史事件的基本史實, 也是要以歷史學研究成果為依據的。所以, 歷史學科是歷史知識普及的源頭。歷史學科提供的大量學術成果, 被哲學等社會科學其他學科所吸收、借鑒, 間接地轉化成其他學科的理論成果, 應用與對策研究的成果, 甚至成為國家的政策與法律。比如, 西方著名的制度經濟學派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的代表作《西方世界的興起》[3], 就是將歷史學研究成果轉化為經濟學研究成果的典型例子, 盡管他在轉化過程中難免犯了一些違背歷史學規則的錯誤。歷史學還在民族精神建設方面發揮著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張地說, 我們時代任何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思想、理論、政策、法律的背后, 都有著歷史學的影子。

  但是, 必須提醒歷史學家的是, 歷史學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 還發揮得遠 遠 不夠。許 多歷史學家, 習慣于把他們的工作終結于歷史之中, 而不向現實延伸;習慣于譜寫“陽春白雪”, 而不屑于歷史知識的普及;習慣于史料爬梳, 而鄙薄在史學領域進行有益于現實社會發展的思想創造;習慣于把史學研究當作獲得職稱、頭銜、經費等名利的手段, 而忘記了史學的人文本質。歷史學在某些歷史學家那里已經成為隔絕于時代、隔絕于人民、隔絕于生活的“象牙之塔”, 或者“空中樓閣”。

  我們要大聲疾呼:歷史學要更加主動、積極地投身于社會發展的偉大事業, 歷史學家要更加主動、積極地把自己的成果轉化為社會發展的動力。

  參考文獻
  [1]鄭振鐸.晚清文選[M].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3.
  [2]張枬, 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M].北京:三聯書店, 1977.
  [3]道格拉斯·諾斯.西方世界的興起[M].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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