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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對古代和現代的看法探析
添加時間:2019-06-10

  摘    要: 席勒就歷史的目的、歷史的功能、歷史研究的內容和任務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獨特的歷史觀, 他將歷史視為連續發展的、進步的、具有因果聯系的整體。席勒的歷史觀直接影響著他在古今之爭中對古代和現代的看法。對席勒而言, 古今之爭不僅是一個文藝問題, 而且還是一個涉及人性全面發展的歷史問題。

  關鍵詞: 席勒; 歷史觀; 古今之爭; 人性; 審美教育;

  Abstract: Schiller put forward his unique view of history on the purpose and function of history, the content and task of studying history, and regarded history as a continuous, progressive, causal whole. Schiller's view of history directly influenced his view o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in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For Schiller, the debate was not only a literary issue, but also a historical issue concern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uman nature.

  Keyword: schiller; view of history;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human nature; aesthetic education;

  弗里德里希·席勒是德國著名的詩人、劇作家, 同時也是一位史學家, 曾于1789—1791年在歌德的推薦下擔任耶拿大學的歷史學副教授。“自1787年9月以后, 幾乎有五年之久, 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取代了對他正在失去魅力的文學創作。”[1]這期間席勒完成了幾部史學專著:《尼德蘭獨立史》 (Geschichte der Abfall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 von der Spanischen Regierung, 1788) 、《什么是和為什么研究普遍歷史》 (Was heiss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Universalgeschichte?1789) 、《三十年戰爭史》 (Geschichte des Dreissigjaehrigen Kriegs, 1791—1793) 。席勒在1787年之后的幾年里, 專注于歷史研究以及康德哲學研究, 并寫出了一系列精彩的美學論著, 作為詩人的席勒讓位于學者席勒。同席勒卓越的文學成就相比, 其史學觀點常被忽略, 歷史學家席勒比之文學家席勒相形見絀。但席勒就歷史的目的、歷史的功能、歷史研究的任務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獨特的歷史觀, 成為德國啟蒙時期進步歷史觀的重要代表。且研究席勒在古今之爭中的態度和地位, 席勒的歷史觀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切入口, 如何看待歷史的變遷直接影響著席勒在古今之爭中對古代和現代的看法及對未來的理想。

  一

  席勒在歷史研究的主題、歷史研究的方法、歷史發展的目的、歷史研究的任務等方面闡釋了自己的歷史觀。總體來說, 席勒將歷史視為連續發展的、進步的、具有因果聯系的整體。

  首先, 席勒主張歷史學研究的是“普遍歷史”。《什么是和為什么研究世界史?》是1789年5月11日席勒在耶拿大學接受歷史學副教授之職的就職演講, 席勒在演講一開始就開宗明義地指出其探討的領域是“普遍歷史”, 且它與人類發展密切相聯, 歷史的過程就是人成為人的過程, 也即理性發展的過程。席勒在區分“為稻粱謀的學者”和“哲學的頭腦” (前者為生活而學術, 割裂自己的領域與其他的知識, 因循守舊, 止步不前;后者熱愛真理本身, 將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盡力擴展研究領域, 追求知識的完備, 敢于提出新的創見) 的基礎上提出:只有第二種學者才適合于世界史研究。以下席勒便正是進入“普遍歷史”的主題。

席勒對古代和現代的看法探析

  歐洲航海業的發展, 使席勒時代的人們具有更為開闊的“世界視野”。“世界”對于當時的人來說, 早已不局限于一個地區、一個民族, 他們認識到:“在我們周圍到處都生息著最多種多樣的許多民族, 就好像各種不同年齡的兒童站立在一個成年人的周圍一樣, 并且通過他們的實例使他回憶起他自己以前有過的事物, 以及他本身是從哪里來的”[2]323。言下之意, 所謂的普遍歷史, 又譯為世界歷史, 就是致力于對融合各民族、各地區、各歷史階段的整體歷史的研究, 無怪乎其需要“哲學的頭腦”的完備知識體系。普遍歷史的研究不同于一般歷史學的經驗式研究, 它并不復現歷史上個別事件和個別人物、分析其背后的歷史原因, 且擺脫了一般歷史研究局限于地域和民族的觀察視角, 它帶有“世界主義”視角, 越過民族和時代的障礙, 關注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 從歷史的本質出發探尋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和最終意義。席勒認為對歷史單純的記錄根本無法從整體上認識一部人類歷史, 更無法為未來的人類歷史提供經驗和指導, 唯有建基于理性之上的普遍歷史才能超越特殊性和個別性, 上升到對人類整體命運進行關注的高度。

  緊接著, 席勒對歐洲世界的“當今形象”“現在的我們”進行描述:對自然的征服、各民族的交流與融合、需求的極大滿足、法律上的平等、個人權利上的保障等等將世界聯結成為一個“公民同盟”。時代雖然極大地進步, 但還有些許過去的野蠻殘渣滯留, 人的理性卻能將這些遺跡轉化成有益的創造。總之, 在席勒眼中, 其時的“歐洲的國家群體似乎成為了一個大家庭。家庭的伙伴們可能相互敵視, 但是不再互相撕咬”[2]327。席勒主要將“普遍歷史”放在歐洲, 特別是德國范圍內, 但凡是對德國和歐洲當時的分裂現狀有粗略認識者, 都不難看出席勒歷史觀中過分的樂觀主義。

  席勒在世界歷史研究中對當今歐洲社會的進步做出了回答, 認為歷史的發展規律本身為這種進步提供答案。席勒將歷史視為一個連續的、具有因果關聯的綜合整體:一根事件的漫長鎖鏈從當前時刻一直拉扯到人類的起源, 環環相扣, 互為因果[2]330。并將后來人稱作過去時代的“債務人”, 過去所有不同時期、不同性質的文化最終都導向現在的精神, 如今的所有制度、事件以及藝術莫不與過去相聯, 是過去歷史的必然結果。在“普遍歷史”觀中, 歷史上的每一事件都不是孤立的, 必與其他事件相關, 既作為其他事件的結果, 又引發另外一些事件, 它們共同構成歷史鏈條上的一環又一環。

  其次, 席勒指出歷史研究的具體方法, 并在康德的基礎上引入歷史目的論。席勒認為, 出于以下原因, 人類無法綜觀歷史整體的全貌: (1) 諸多處于歷史源頭的事件沒有被記錄保存下來; (2) 即使語言發明之后, 很多事件也多通過口頭進行傳播, 對歷史的記錄相當不明確; (3) 很多具有價值的古代紀念品和作品被毀滅, 即使文字本身也并不能永恒; (4) “在少數最終幸免了時間毀滅的事件中, 相當多數的事件也被偏激、愚蠢, 甚至于被它們的描述者的天才所歪曲丑化和弄得面目全非。”[2]331世界史家無法把握真實的、全體的歷史整體, 他們強調的則是所有事件中“對于世界的當代形態和現在活著的一代的狀態具有本質的、不相矛盾的, 容易追求的影響的那些事件”[2]332。世界史不是、也不可能做到事無巨細地研究所有事件和材料, 而是立足于當下時刻選擇對歷史進程有重大意義的事件, “因而世界史從一條與世界的開始剛好相對立的原則出發。事件的實際結果是從事件的起源往下達到事情的最新秩序, 而世界史學家則從最新的世界狀況向上追溯到事情的起源”[2]332。

  在世界的真實進程中, 諸多事件被淹沒, 或是尚未顯出重大意義, 于是它們在世界史中形成“空白間隔”, 真實的歷史進程與世界歷史的進程之間就形成了明顯的不平衡關系。如果將真實的歷史比喻為連續不斷的河流, 世界歷史只能是其中的波光閃爍。唯有哲學的理性能將世界歷史的斷片提高為一個聚合的系統和相互聯系的整體。席勒于是將“目的論”引入歷史領域, 使“一種現象在另一種現象以后開始, 避免了盲目的安全, 無政府的自由, 并且作為一個恰當的環節排列在協調一致的整體后面”[2]334。

  那么, 在浩浩歷史長河中哪些事件才是與當代世界的形態有關聯, 且符合歷史發展最終目的的呢?席勒以切身的歷史關注為我們回答了這個問題。席勒史學中很重要的一項是研究人民如何爭取自由解放、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的歷史。《三十年戰爭史》旨在探究“由宗教改革點燃的鬩墻之戰, 根本上動搖了狂熱政府下的法國, 招致外國軍隊進入 (德意志蘭) 王國腹地, 并使它成為遭受最悲慘破壞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戰場”[3]1的原因。席勒在《三十年戰爭史》中透徹地分析了德意志所遭受的深重災難:宗教分裂、諸侯間的宗教戰爭、外族入侵、人民被蹂躪、政治羸弱。他反對諸侯間的武力討伐, 無情地撕下戰爭雙方神圣的宗教假面, 尖銳地指出這場戰爭的實質是一場諸侯們爭奪土地、財富以及歐洲統治權的政治混戰, 并對在戰爭中深受其害的人民抱以無限的同情。對席勒而言, 不管是三十年戰爭還是尼德蘭獨立運動, 都符合歷史發展的目的, 是實現人類最終目的的必要事件。三十年戰爭雖然使交戰雙方都損失慘重, “但歐洲不受壓制地、自由地從這場可怕的戰爭中走了出來, 它在這場戰爭中首次意識到是一個密切相連的國家性社會, 剛真正形成的國家實行相互參與, 單憑這一點便足以抵消世界公民在這場戰爭中所遭受的驚嚇。”[3]2三十年戰爭因而是實現世界性大同社會、世界公民聯盟的歷史環節。尼德蘭獨立運動中的自由精神和團結勢必會帶領人民進入一個歷史的新天地, 建立起一個理想的社會。在席勒看來, 人類歷史最終要實現的是一種世界范圍內的自由與和諧。

  席勒對于人類歷史的最終目的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并發現在歷史發展背后所暗藏的人類自身的發展:歷史導向最終目的的過程就是人性越來越自由和完整的過程。根據康德的歷史哲學, 席勒主張:人是歷史發展的最終目的, 人類理性的最高發展就體現在實現世界和平與自由之上, 這也代表著當時啟蒙思想家典型的歷史觀。整部《三十年戰爭史》, 席勒所孜孜以求的都是自由和統一的歷史進程。席勒堅持, 歷史就是自由、理性與壓迫、非理性之間的斗爭以及前者最終戰勝后者的過程。

  無論是《唐·卡洛斯》中的“請你給思想以自由”、《威廉·退爾》中的“我宣布我的奴隸自由了”, 無論是《尼德蘭獨立史》《三十年戰爭史》中求得民族和世界的和諧、自由, 還是《審美教育書簡》中的審美王國, “自由”都是席勒文學創作、理論研究中一以貫之的主題, 正如他在《信仰格言》中所言:“人生來是自由的, 所以人是自由的, 哪怕帶著鐐銬出生, 他仍然是自由的”。席勒在卡爾·歐根大公的軍事學校被嚴格的軍事化管理和封閉窒息的訓練模式壓抑了整整八年, 品嘗到了不自由的滋味, 加之席勒對本民族的落后與政治上受制于外來侵略痛心疾首, 于是自由成為他的畢生信念。如何實現個人人生和民族國家的自由, 也就成為席勒歷史研究的任務。

  最后, 就為什么研究普遍歷史這一問題, 席勒在《什么是和為什么研究世界史》中的回答是:對人類過去的總結可以使個人克服生活上和道德上的狹隘與鄙俗, 將個體的發展引導到種類之上。即世界史研究的最終旨歸在于說明現在, 指導未來, 通過歷史教育, 使人類走向正確的理性發展之途徑。

  席勒希望人們能夠通過歷史研究而具有對待歷史的正確態度。歷史是連續不斷發展的, 我們既是歷史的受益人, 就應懷著感激之情接受歷史的遺產, 并不斷豐富它, 將之重新導入未來世界;但是, 肯定古代并非模仿古代, 更不意味著回到古代, 對過去的崇敬切不可遮蔽今日的榮光:世界史“把我們從崇拜古代, 食古不化, 懷舊復古, 幼稚慕古之中拯救出來, 而當她把我們小心關懷地在我們自己的領地上制造出來的時候, 她卻并不讓我們回到亞歷山大和奧古斯都大帝的黃金時代。”[2]歷史最終需要立足現實、導向更好的未來。

  席勒寫作《尼德蘭獨立史》和《三十年戰爭史》的意圖是極其明確的, 選取這一系列事件作為史學研究的敲門磚也是具有現實指向性的。席勒意在借此呼吁德意志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民族的統一和解放, 告誡人民在面對壓迫時, 要借助自由的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感, 努力構建理想的社會。以史為鑒, 在德意志民族陷于同尼德蘭相似處境時, 尼德蘭獨立戰爭是德意志人民仿效的樣板。歷史研究并不是埋于故紙堆, 相反, 歷史研究展現出強烈的現實關懷。歷史上的每一事件都不是偶然、孤立的, 研究普遍歷史的目的就在于:明確古與今之間的歷史連續性和繼承性, 在人類歷史的整體框架下尊重和發展每一民族和時代的文化, 最終促進歷史朝向終極目標發展。

  二

  在《審美教育書簡》 (1793—1794) 中, 席勒褪去了早期的樂觀歷史主義。由于對法國大革命“暴力革命”方式、德意志現實的失望以及對個人理性的片面化、碎片化發展的清醒認識, 席勒認為他所處的時代離理想的理性王國越來越遠。席勒在《審美教育書簡》的前幾封信中對當時的時代做出了嚴厲的批判:“在為數眾多的下層階級中, 我們看到的是粗野的、無法無天的沖動, 在市民秩序的約束解除之后這些沖動擺脫了羈絆, 以無法控制的狂暴急于得到獸性的滿足……另一方面, 文明階級則顯出一副懶散和性格敗壞的令人作嘔的景象, 這些毛病出于文明本身, 這就更加令人厭恨。”[4]39-40對于人性的缺陷, 席勒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現在, 國家與教會、法律與道德習俗都分裂開來了;享受與勞動、手段與目的、努力與報酬都彼此脫節了。人永遠被束縛在整體的一個孤零零的小碎片上, 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個碎片。他耳朵里聽到的永遠只是他推動的那個齒輪發出的單調乏味的嘈雜聲, 他永遠不能發展他本質的和諧。”[4]48

  根據席勒的觀點, 歷史的最終目的不僅是要實現世界主義的和平與自由, 更要實現人性的和諧與自由, 席勒的理想社會即是: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而實際的社會狀況卻是:上層社會專橫暴戾, 下層社會粗野蠻橫, 啟蒙并沒有實現理性的全面發展, 反而造成了理性的專制與混亂, 理性不僅侵入感性的領域, 而且奴役著感性, 打破了人類的和諧狀態。因此, 席勒并不認為人可以直接由自然狀態過渡到理性狀態, 而是需要“審美狀態”這一中介環節, 要使人進入健全的理性狀態, 必須首先美化人的心靈, 建構健全的人性。

  理想的人性, 是整個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所面對和思考的問題, 哲學家們從純粹理論的層面定義人性的本質, 并在現代價值失落中尋找人性救贖之途。席勒痛心于時代的狀況以及個人價值的迷失、人性的分裂和異化, 對人性的完滿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回答:只有通過審美游戲才能真正實現人性的完整, 只有在游戲中才能達到自由, 而自由是人的最高本質。席勒對這一問題的繼續不僅延續了啟蒙式的社會批判, 同時也是對現代文明的一種積極反思。

  在席勒這里, “美”并非純粹的有關審美經驗等純粹的美學研究, 他從人性出發, 同時追問人性和美的本質以及二者的相互關聯。因而席勒對美的探討, 實質在于對人性的本質規定的探討, 這一方面是對人的存在的認識, 一方面則暗含著席勒經典的思維路徑:社會自由從審美自由開始, 審美自由從人性出發。于是人性是什么、理想的人性如何可能就成為接近席勒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人不能直接從自然人過渡為理性人, 必須借助于審美的自由游戲這一中介才能實現感性與理性結合、以理性為主導的更高層次的自由人。

  在席勒看來, 現代人性的根本缺陷在于感性與理性的極端分裂。人性由感性和理性二者共同規定, 如果沒有感性, 人無法現實地擁有世界;如果沒有理性, 人也無法擺欲求式的動物存在。席勒將感性和理性視為人的雙重天性, 但實際上人類自身常以兩種方式處于對立和分裂之中:受純粹的感性 (感覺) 支配而成為野人, 或是純粹受理性原則支配成為蠻人。現代人同時受著感性和理性的制約和壓迫, 一方面越來越盲目地追求物質財富, 無法擺脫物質必然性的支配;另一方面, 理性的專斷窒息著精神的自由。如果不能將現代人分裂的人性重新和諧起來, 社會制度的改革、國家的統一于席勒就無法得到真正的解決。

  

  席勒對于人性的探尋最終回到了希臘, 將希臘作為人性完整的不二范本。“面對任何其他的純自然, 我們都有理由因為我們有教養與文明而感到榮耀, 可是面對希臘的自然, 我們就不能享有這種榮耀, 因為希臘的自然是與藝術的一切魅力以及智慧的一切尊嚴結合在一起的, 而不是像我們的自然那樣, 是藝術和智慧的犧牲品。希臘人不只是由于具有我們時代所缺少的純樸而使我們感到慚愧, 而且就以我們的長處來說———我們常常喜歡以這些長處來慰藉我們道德習俗的反自然的性質———他們也是我們的競爭者, 甚至是我們的榜樣。”[4]44現代人的人性狀況與過去的希臘形成鮮明對照:希臘人“既有豐富的形式, 同時又有豐富的內容, 既善于哲學思考, 又長于形象創造, 即溫柔, 又剛毅, 他們把想象的青春和理性的成年結合在一個完美的人性里。……理性雖然升得很高, 但它總是懷著愛牽引物質隨它而來;理性雖然把一切都區分得十分精細和鮮明, 但它不肢解任何東西。理性雖然也分解人的天性, 放大以后再分散在壯麗的諸神身上, 但是, 它并不是把人的天性撕裂成碎片, 而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進行混合, 因為每個單獨的神都不缺少完整的人性”[4]44-45。古希臘人是完整的人, 而現代人則展現出一幅完全不同的場景:價值異化、個人呈碎片化、片面化發展, 注重職業和專門知識與技能的培養, 個人不過是被捆綁在一個不斷高速運行的大機器上的小小螺絲釘。人類族群的發展必須通過特別發揮個體某方面長處, 以犧牲個體層面的完整性為代價, 單個的希臘人是自然的、自由的, 完全可以作為一個時代的代表, 而現代人只有從族類這個大整體中才能與希臘人相媲美, 根本不具備自身的和諧。從“完整的人”這一角度, 席勒將希臘人置于現代人之上, 但他并沒有就此完全貶低現代人、抬高希臘人, 他認識到現代人的這種狀況是文明發展的必然過程, “盡管個體在他的本質遭到肢解的情況下不可能幸福, 可是不采用這樣的方式類屬就不可能進步。”[4]52雖然在美學著作中, 席勒沒有將他所處的啟蒙時代看做最重要、最輝煌的時代, 但他對時代的批判并未使其陷入歷史悲觀主義中, 也并沒有蒙蔽面對現實和未來的眼睛, 一頭扎進希臘的迷夢中, 席勒始終堅持歷史整體發展的進步觀。

  在《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中, 我們可以更明確地看出席勒從人性出發對“感性/理性”“自然/理想”“素樸/感傷”進行的調和。首先席勒以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依據將二者放在對立的框架下:古代希臘社會被席勒理想化為健全的社會, 人與自然、感性與理性都得到高度統一, 人與自然此時處于素樸的關系, 人的全部自由天性就表現在現實中, 所以詩人只要冷靜、客觀地模仿現實就可以了;而現代社會由于人與自然的分裂, 自然只能是一種觀念存在于理想中。“他們或者是自然, 或者他們尋求失去的自然。”[5]309席勒將人性與自然的關系視為文藝發展的根源, 所以素樸詩與感傷詩的對立同時也是自然人與文明人、古代人與現代人的對立, 但席勒并未在其中分出孰輕孰重, 孰優孰劣, 二者各具有不同的特征、缺陷和價值。前者借助現實的有限物、以具體的形式描寫取勝;后者以精神性和抽象化超過前者;前者以古代造型藝術為代表;后者在詩歌上更為突出;前者易于淪為對庸俗現實的純粹模仿;后者容易耽于空洞的幻想, 只有將二者結合起來才能使藝術走向巔峰。自然人和現代人都表現出各自的片面性, 彼此之間具有一種辯證關系:“素樸的性格同感傷的性格可以這樣地結合起來, 以致任何一者都防止另一者走向極端, 前者防止感情走到夸張的地步, 后者防止感情走到松弛的地步”[5]352。素樸性格 (古代人) 與感傷性格 (現代人) 的結合才能在未來形成“完整的人性”, 促成人的全面發展。

  席勒不是最早介入古今之爭的德國思想家, 卻以自己獨特的立場將古今之爭提到另一個高度。狹義上, 古今之爭是一場文藝論爭, 于席勒而言, 古與今之爭再也不止于文藝領域內新的美學原則與傳統美學原則誰更優越的問題, 更是一個涉及人性全面發展的歷史問題。因此, 席勒在這場影響法、德、英幾國的大辯論中的觀點與立場是與其歷史觀緊密相聯的。一方面, 在席勒看來, 歷史的發展就是人類理性的發展, 也就是人從自然人走向理性人, 實現人性完整的過程, 人性與歷史的發展幾乎成同構關系:古代-現代-未來/感性與理性的簡單和諧-理性的片面發展-感性與理性在更高意義上的和諧。另一方面, 席勒如何看待古代人與現代人、古代社會與現代社會, 歸根到底要在他如何看待歷史進程這里尋找答案。

  古與今在席勒處明顯呈現出不同的維度。在“古”一方的有:素樸的詩、自然人、希臘人、和諧人性、現實主義等, 而感傷的詩、現代異化的人性、理想主義等基本處于“今”的框架中。從席勒的總體思想上來看, 他對待古今的態度是:在古與今中更傾向于古代, 回顧歷史是為了更好地指導將來, 主張在古代的遺產中吸收精華致力于對未來理想社會的重建。但需要注意的是, 席勒對古與今的態度并非一直如此, 其中包含著細微的轉變, 大致可以將其分為“浪漫主義”和“古典主義”兩個階段。一直到席勒完成《三十年戰爭史》, 其歷史觀都可以視為“浪漫主義”的, 大致從《審美教育書簡》開始, 席勒進入“古典主義”的歷史階段。之所以有這樣的轉變, 可以在法國大革命對席勒的影響中找到答案。

  同大多數德國思想家一樣, 席勒一開始對法國大革命是歡迎的, 希望啟蒙時代的理性王國能夠就此實現。之所以說這時席勒的歷史觀是“浪漫的”, 是因為其無疑是啟蒙時代進步觀念和樂觀主義的典型代表:歐洲的進步與發展已經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人的理性的充分發展可以合理轉化歷史遺跡中的殘渣;可以期待自身所處時代實現理想的自由王國;在古與今中, 今作為古的繼承人, 在豐富和發展了古代之后更接近于人類的終極目標。總體來說, “浪漫主義”的歷史觀是在承認古代的基礎上更加傾向于現代, 現代人在繼承古代傳統的基礎上不斷促進才有了現在的成就, 席勒此時對現代抱有極大的信心。

  向往希臘古典世界是席勒“古典主義”歷史階段的重要特征。法國革命中的暴政、殺戮和血腥讓席勒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他在1973年7月寫道:“法蘭西人民為了神圣的人權和政治上的自由而進行的努力表明他們沒有能力, 做法也有失體面, 結果不僅把這個國家不幸的人民, 而且還連帶著歐洲很多地區的人民, 把整整一個世紀拖回到了野蠻和奴役中。”[6]具有諷刺意義的是, 當1792年法國將席勒提名為法國榮譽市民時, 席勒已經對法國大革命從希望轉變為失望了。席勒認為, 革命中的暴力意味著人性尚未完善的人民沒有擺脫獸性, 因此相對于人類的不成熟, 任何的革命都為時過早, 法國大革命似乎背離了自由的理想。對現實的失望使席勒退回到人類的審美教育, 企望以平和的、非功利的審美方式實現大革命未能實現的理想, 在希臘社會中尋找自由、健全的人性, 將奧林匹斯山上的神話世界作為審美自由王國的藍本。

  席勒雖然沉溺于古代和審美的世界, 但他絕非一個空想主義者, 因為古代并不是唯一的歷史向度。席勒的審美世界是一種立足于現實又遠遠高于現實的理想主義, 其中雖然彌漫著深深的懷舊情緒, 但“邁向將來”與“回到過去”是一體的, 前者才是后者的目的。在此“古典主義”階段, 古與今展現出新的互動關系:在現今時代的弊病下, “古”顯出更高的價值, 但古代高于現代并不意味著歷史的倒退, 這不符合席勒將歷史看成一個進步的、連續的整體的觀點。根據席勒的歷史觀, 歷史在整體上是朝向其終極目標前進的, 雖然其中偶爾包含著倒退和挫折。現代社會較之古代的希臘社會, 離人類和歷史的最高理想越來越遠, 但人們不應就此沉淪與感傷, 在審美的教育下, 在拾回傳統文明之根中依然能創造更好的生活。

  從“浪漫主義”階段到“古典主義”階段, 席勒不再熱情地謳歌當代社會, 逐漸把目光投向以前, 希望于希臘的古典世界尋找更好的人性啟蒙方式, 在“復古”中“求興”。對現實的關懷、將古今整合為一個綜合體、實現最高的自由理想等等始終貫穿于席勒的思想之中。

  在法國的古今之爭中, 思想家們容易犯如下兩個錯誤:其一, 割裂古今之間的聯系, 忽略今對古的繼承, 片面夸大今人的成就。其二, 強調古代的權威, 無視文學自身和時代、歷史的變化。前者走到極端則會陷入價值的虛無中, 后者則會窒息文學發展的活力, 阻礙現代社會的創新和進步。兩方面的錯誤在席勒這里都得到了克服, 這得益于席勒進步的歷史觀念。席勒對于古代、現代、將來更加辯證的看法才是真正符合歷史的發展規律, 真正指出了古今之爭的實質。

  參考文獻

  [1]楊武能.席勒與中國[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 1989:333.
  [2]席勒.席勒散文選[M].張玉能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9.
  [3]弗里德里希·席勒.三十年戰爭史[M].沈國琴, 丁建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9.
  [4] 弗里德里希·席勒.審美教育書簡[M].馮至, 范大燦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5]席勒.席勒美學文集[M].張玉能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6] 約翰·雷曼.我們可憐的席勒[M].劉海寧譯.北京:中央編譯局, 200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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