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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豆起源和歷史發展研究
添加時間:2019-07-03

  摘    要: 大豆在中國經歷了從野生生長到栽培種植, 從作為主食到成為副食, 從主要出口到依靠進口的歷史變遷過程, 這是大豆在政治、經濟、技術、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適應中國農業發展的結果。大豆在歷史時期內的變遷過程不但滿足了人類健康膳食的需求, 維護了國家糧食體系的穩定, 還帶動了大豆產業鏈的發展, 彰顯了中國特色的豆文化。

  關鍵詞: 大豆; 中國大豆; 歷史變遷; 動因探究;

  Abstract: Soybeans in China have experienced a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the wild to the domesticated, from the main food to the non-staple food, from mainly exporting to other countries to relying on import from others, which resulted from their adaptation to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olitical,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oybeans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not only satisfied the diet needs, maintained the stability of the national food system, but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ybean industry chain, as well as highlighted the soybean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 soybean; soybean in Chin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motivation analysis;

  大豆是起源于中國的古老作物, 已經有幾千年的栽培歷史。歷史時期內大豆不但滿足了中國人民對于生存口糧和植物蛋白的需求, 還在與不同國家的農業交流中被引種和推廣到世界各地。作為中國重要“農業四大發明”成果之一[1], 大豆在中國食物系統和糧食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可以說, 大豆對中國乃至世界農作物種植體系、農業經濟、食物文化的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大豆的起源與歷史發展

  人類文明的進步是在人們不斷認識、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逐步實現的, 原始農業也是通過長期的作物采集和漁獵活動而逐漸發展起來的。大豆作為中華農業文明的重要基因、食物原料的重要來源之一, 也經歷了從野生到栽培、從主食到副食品、從主要出口到依靠進口的歷史變遷過程。

  (一) 春秋以前:從野生到栽培

  栽培大豆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大豆, 是由野生大豆逐漸進化發展而來的栽培品種。2013年通過開展對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的發掘和浮選工作, 在10個遺跡單位中獲得了距今約8500~8000年的共131個野生大豆遺存[2], 可以說中國野生大豆不僅歷史悠久, 而且品種資源豐富、地理分布廣。勤勞智慧的古代先民們經過不斷的采集和馴化, 在世界上最早培育出了大豆栽培品種, 對中國乃至世界農業發展都有著重要意義。

  大豆古時稱為“菽”, 在先秦文獻中曾多次被提及, 例如《詩經·大雅·生民》是周人贊頌始祖“后稷”在農業生產中事跡的詩歌, 其中就有記載:“藝之荏菽, 荏菽旆旆。”[3] (P391) 《詩經·小雅·小宛》曰:“中原有菽, 庶民采之。”[3] (P295) 《詩經·小雅·小明》中亦云:“歲聿云莫, 采蕭獲菽。”[3] (P318) 根據理解, 其中“采菽”應指采集野生或半野生大豆種子, “獲菽”是收獲栽培大豆, 應該說西周時代人們習慣于既采集又栽培大豆, 仍處于從野生大豆馴化為栽培大豆的初期階段[4] (P85) 。而《詩經·豳風·七月》云:“黍稷重穋, 禾麻菽麥。”[3] (P208) 可見, 到春秋時期, 黍和稷仍是當時最重要的糧食作物, 而大豆位列日常大田作物之一。

我國大豆起源和歷史發展研究

  在考古發現方面, 通過早期傳統考古技術和現代浮選法的應用, 越來越多春秋時期以前的大豆考古遺存的實物資料相繼出現, 從這些考古資料可見, 我國東北、華東、華北、華中、西北等多地均出土過春秋時期以前的半栽培或栽培大豆品種, 大豆在古代中國經歷從野生到栽培的進化過程, 到商周以后栽培大豆品種趨于成熟。

  (二) 戰國到秦漢:“豆飯藿羹”時代

  進入戰國時期, 中國糧食作物的種類雖然與以前相比變化不大, 但主要作物的地位發生了較大改變, “五谷”之一的大豆快速上升到主食地位, 成為人們生產生活中的主要農作物和糧食來源。在《管子·重令》中就有記載:“菽粟不足, 末生不禁, 民必有饑餓之色。”[5] (P104) 《孟子·盡心章句上》中提到:“圣人治天下, 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 而民焉有不仁者乎?”[6] (P300) 可見一直以來“黍稷為主”的主糧構成已經轉變為這時的“粟菽并重”了, 在君主治國和百姓民生問題上, 都提到了需要有充足的主糧菽為前提, 作為國家安危的保障, 大豆是普通百姓的主糧, 在農業種植和生產中得到重視, 甚至在文獻記載中, 菽常出現在粟之前, 可見大豆在戰國時期糧食中的重要地位。而這一時期大豆作為主食的加工和食用方法較為簡單, 基本是水煮豆子后當作豆飯、豆粥食用, 如《禮記·檀弓下》中載:“孔子曰:啜菽, 飲水, 盡其歡, 斯之謂孝。”[7] (P55) 其中“啜菽”即為喝豆粥。

  到了秦漢時期大豆仍是較為重要的糧食作物, 秦二世下令“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8] (P269) 以滿足兵丁的口糧, 西漢《淮南子·主術訓》亦載:“肥酡濃甘脆, 非不美也, 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于口者, 則明主弗甘也。”[9] (P97) 然而, 隨著粟和麥主食地位的上升, 大豆的種植面積開始有所下降, 據記載, 到漢武帝時代, 大豆在農作物中的種植比例已由戰國時期的25%降到8%左右, 而種植范圍已逐漸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發展, 西自四川, 東至長江三角洲, 北起河北、內蒙古, 南到浙江[10] (P17) 。可以看到, 大豆作為主糧的地位已有所下降, 主要是作為荒年或貧苦人民食用的主要糧食, 正如《淮南子·齊俗訓》所云:“貧人則夏被褐帶索, 含菽飲水以充腸, 以支暑熱。”[9] (P121) 東漢《越絕書·越絕計倪內經》曰:“己貨之戶曰大豆, 為下物。”[11] (P31)

  (三) 漢代以后:由主食變副食

  自漢代以后, 伴隨著中國農業技術的迅猛發展, 北方旱地農業精耕細作技術和南方水田農業技術相繼成熟, 大豆選種育種、防旱保墑、作物輪作等栽培技術也有很大進步, 大豆種植范圍也從最初主要集中于黃河流域進一步擴展到基本遍布全國。但與之相反的是, 大豆在主糧系統中的地位則呈下降的趨勢, 粟、麥、稻等作物先后發展成最主要的糧食作物, 大豆則逐漸退出了人們的主食選擇, 轉向副食品加工制作方向發展。

  大豆作為副食品的加工和食用在戰國到秦漢時期就已經出現, 《楚辭·招魂》中就有:“大苦咸酸, 辛甘行些。”王逸注:“大苦, 豉也。”[12] (P167) 就是指豆豉。而關于豆腐, 有研究認為, 最早是在西漢時期由淮南王劉安發明。魏晉南北朝以后, 豆制品的加工進一步向多樣化發展, 中國現存最早的綜合性農書《齊民要術》中就有詳細的關于豆豉、豆醬的加工制作流程記載, 可見當時人們已經積累并掌握了一定的豆制品加工和發酵技術。隋唐宋元時期, 大豆種植范圍已基本遍布全國, 大豆制品的品種也逐漸豐富起來。豆腐開始更為廣泛地被人們食用, 《清異錄》載:“肉味不給, 日市豆腐數個, 邑人呼豆腐為小宰羊。”[13] (P31) 大豆也開始用來榨油, 宋代蘇軾的《物類相感志》就有記載:“豆油煎豆腐, 有味。”[14] (P12) 宋末元初周密的《南宋市肆記》中記有在市場上出售的豆團、豆芽、豆粥、豆糕等豆制品[4] (P76) 。到了明清時期, 大豆各項栽培和加工技術進一步完善, 豆豉、豆腐、豆醬、豆油、豆漿、腐乳、腐竹等多種豆制品都有了新的發展, 并受到社會大眾的接受和歡迎。

  (四) 近代以來:從出口到進口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后, 中國被卷入資本主義市場并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明清時期大豆的種植范圍不僅遍及全中國, 而且在同治年間就有了對外出口, 根據統計數據顯示, 1870年~1890年間大豆出口數量在平穩中波動發展, 1890年開始大豆出口量快速增長, 到1908年以后更是出現劇增[15] (P187) , 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大豆生產國和出口國。20世紀以前, 中國大豆及其制品的主要出口對象是以日本為主的亞洲地區, 1908年以后隨著豆油和豆餅在歐美市場的推廣, 大豆及其產品的世界需求量開始迅速增長, 1912~1928年大豆三品的出口情況可見表1, 其中大豆主要輸往蘇聯和日本, 豆油則是主要銷往英國、美國、荷蘭、蘇聯等西方國家, 而豆餅的最主要出口國是日本。

  20世紀30年代以后, 中國大豆總產量在波動中處于下降趨勢, 從1931年的1101萬噸起伏回落到1937年的1004萬噸[16] (P922) , 但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前, 中國大豆產量仍占世界大豆總產量的80%以上。也是在此時, 處于大洋彼岸的美國在大豆種植和生產上進入快速化發展道路, 并在二戰以后進入全面發展時期。新中國成立后的1949年~1953年間, 中美大豆生產經歷了總產量交替領先的趨勢, 1954年以后美國大豆完全趕超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大豆生產國。20世紀70年代以后南美地區也開始大量生產大豆, 巴西和阿根廷大豆生產又相繼超越了中國, 成為世界第二和三大大豆生產國, 而中國大豆產量降到世界第四。

  新中國成立以后到20世紀90年代, 我國大豆生產在基本滿足國內消費外, 還有部分的出口。隨著中國大豆消費量的快速增長, 大豆國際市場被打開, 國外大豆開始進入中國市場, 到90年代中期以后, 中國完全由大豆凈出口國轉變為了大豆凈進口國, 并開始大量進口國外大豆。21世紀以來, 雖然國產大豆的年總產量均保持在1000萬噸以上, 但已遠遠不能滿足國內的用豆需求, 大豆進口量逐年劇增, 世界自由經濟貿易浪潮中價格相對低廉、油份含量較高的美洲大豆大量涌入并逐步占領中國市場, 2017年中國大豆總產量1455萬噸, 進口總量約9600萬噸, 是國產大豆產量的6.6倍。  單位:數量千關擔 價值千關兩

  表1 1912~1928年大豆三品出口情況表
表1 1912~1928年大豆三品出口情況表

  資料來源:《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15] (P188)

  二、大豆歷史變遷的動因分析

  縱觀中國大豆栽培與利用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 大豆在中國并不是一帆風順地壯大發展的, 而是經歷了由野生到栽培、由主食變副食、由主要出口轉變為依靠進口的波瀾起伏。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文化、科技條件等能動因素共同構成了一張張無縫之網, 掀起了中國大豆歷史長河中的層層波瀾。

  (一) 大豆成為主食的原因

  大豆從野生品種經過漫長的人工選擇和進化, 逐漸成為人類大田生產的栽培品種, 走過了由商到春秋的積累, 在戰國時期一舉成為食物系統中最主要的糧食作物, 大豆在中國食物譜系中的地位不斷提高。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為大豆與當時的社會經濟文化狀況有四個方面的耦合。首先, 大豆適種范圍與先民活動范圍耦合。大豆是短光照性、喜好溫暖且對土壤條件要求不太高的作物, 只要不是特別寒冷或者炎熱且土質太差的地區, 無論是貧瘠還是肥沃的土地都可以種植大豆。戰國至秦漢時期, 黃河中下游地區是全國人口最為密集之地。如西漢元始二年 (2) 全國人口達到6300萬[17] (P109-114) , 其中人口超過500萬的州為司隸、豫州、冀州、兗州、青州、徐州, 全都是黃河中下游地區。黃河流域的溫度、光照、土壤、水源等農業生態條件和環境可以滿足大豆生長的需求, 因此大豆在此地的適種與當時華夏先民的主要活動范圍相吻合, 為大豆生產的開展提供了便利條件。

  其次, 大豆產量與糧食穩定來源需求耦合。戰國時期鐵制農具和牛耕得到使用, 農業生產力有較大提高, 大豆能夠在這一時期成為廣大人民主要的糧食作物, 就因為大豆有持續穩定的產量作為保障。從產量來看, 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大豆相較于其他農作物算是較為高產的作物, “中國人所關切之大豆, 主要優點在于產量可觀, 據稱大豆之產量, 每畝可收五石至十石。此種收獲量可三倍或四倍于小米”[18] (P679) 。從產量的持續性看, 由于大豆在相對貧瘠的土地仍可以種植, 且對地力的消耗小、耐寒耐旱, 即使在災荒之年產量也能保持穩定, 在寒、旱災害頻發的古代中國, 大豆這一特性更是難能可貴。因此, 統治階級會規定每家每戶至少要種植定量的大豆, 以保證災年的糧食產量, 作救荒作物之用。正如《泛勝之書》所載:“大豆保歲易為, 宜古之所以備兇年也。謹計家口數種大豆, 率人五畝, 此田之本也。”[19] (P22) 可見歷史時期內大豆相對較高和持續穩定的產量也是使其成為主食的原因之一。

  再次, 大豆種植與耕作制度發展耦合。耕作制度是農作物土地利用方式及其相關農業技術方法的總稱, 與歷史時期農業生產條件和作物生態適應性相關。中國古代的耕作制度經歷了從原始社會的撂荒制到西周時代的休閑制的發展, 經過春秋時期休閑制與連種制并存的過渡, 到了戰國時期新的連種制度開始在農業生產占主導地位。連種制的實行就需要土地在連續進行農事活動后仍能保持足夠的土壤肥力, 現代科學研究發現, 大豆根上的根瘤菌可以起到固氮的作用, 從而可以提高土地肥力。古代勤勞的先民們通過不斷的實踐發現, 大豆作物參與禾谷類作物的輪作, 收獲的豆子不僅可以作為主糧養活廣大百姓, 而且大豆的廣泛種植還可以實現連種制耕作制度下的耕地使用和養護的有效結合, 很好地解決了新耕作制度在土地利用方式上需要面對的土壤肥力問題, 從而促進了大豆在戰國時期的快速發展, 在作物系統的主食中占有重要地位。

  最后, 大豆食用方式與當時加工技術耦合。時至今日, 大豆的食用方式豐富多樣, 除了炒、煮、煎等烹飪方式之外, 也可以加工成豆腐、豆奶、豆皮等種類繁多的豆制品。而在戰國至秦漢, 大豆并沒有如此多的食用加工方式。當時的烹飪工具主要是火烹、石烹、陶烹和青銅烹, 烹飪手法則是以烤、煮、蒸為主。在烹飪加工技術條件的限制下, 大豆的主要烹飪方式也是以煮食為主, 通過水煮的大豆可以有效地去除掉原本的豆腥味, 更適合食用。而加工方式更是缺乏, 不加工或稍微加工就食用豆粒、豆葉等, 雖然也出現過將豆磨成豆粉食用的情況, 但也只是貴族階層偶爾為之。可以說, 在蒸煮為主的烹飪方式下, 大豆主要用以制作豆飯、豆羹等主食, 還未衍生出品種繁多的豆制品。

  (二) 大豆主食地位下降的原因

  大豆在戰國至秦漢時期是人們的主食, 隨著社會經濟和農業技術的發展, 促成大豆成為主食的原因也發生了變化, 與秦漢之后的社會經濟狀況“解耦”, 大豆也自然逐漸退出了主食地位。當然, 大豆由主食變為副食應當看作是中國糧食體系自身進行內部優化配置的結果, 是中國糧食體系整體發展的表現所在。而推動糧食體系在大豆種植系統上進行重新配置的原因大致可以歸結為四點。

  第一, 糧食系統中食物主食地位的變化。大豆主食地位的下降與中國古代食物體系中其他主糧作物的快速發展相關。到春秋以前, 中國最主要的糧食作物一直是黍和稷, 春秋末年至戰國時期, 大豆快速發展, 并與粟一起成為主糧。而漢代以來, 麥作種植和加工技術的進步促成了其大規模的種植和推廣, 石磨在漢代已大范圍地推廣使用, 晉代出現的水磨更是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 磨應用在麥的加工上使得粗糲難食的麥被加工成了精細易食的面, 更受大眾歡迎。在土地有限的情況下, 麥作種植面積的擴大也自然影響了大豆, 一直到唐代粟麥在產量上的優勢也確保了它們的主糧地位。另一方面, 在江南地區大開發之前, 粟、麥和大豆處于古代作物種植的前三位, 隨著大量人口的南遷, 水稻種植得到了大范圍擴大, 宋元以后又形成了以稻麥為主糧的作物結構。而大豆在這一過程中, 由于種植范圍相對較小且產量較低等因素, 主糧地位逐漸降低。明清時期番薯、玉米、馬鈴薯等高產的美洲作物的傳入, 又豐富了中國的主糧品種, 大豆則逐漸退出主糧作物行列, 轉向用于制作多樣的副食品。

  第二, 加工技術與食用方式的發展。大豆營養價值豐富, 富含大量蛋白質、脂肪、膳食纖維、多種維生素和礦物質元素等, 這些營養元素在構成大豆優質價值的同時, 其實也需要古代勞動人民可以充分地對其利用以更好地攝取營養。大豆在戰國時期作為主食, 通常是以煮豆或者少部分磨豆的方式被食用, 食用方式簡單且一直沒有太大的進步, 水煮后的豆子在去除了一些豆腥味的同時, 并沒有解決多食大豆造成的腹部脹氣或不消化的問題。現代研究顯示, 因為人類缺少能夠分解大豆中含有某些糖類的酶成分, 未被消化的低聚糖進入腸道后被細菌分解則產生氣體, 從而多食大豆而易引起脹氣。漢代以后, 中國食品的加工技術快速發展, 大豆也開始有了新的加工食用方式, 除了單調的煮食外, 還被制作成各種各樣的豆制品。經過加工后制作成的豆制品不僅能夠很好地避免直接食用大豆造成的脹氣、不消化等不良反應, 使大豆的營養價值最大化地為人體所吸收利用, 還豐富了人們食物的多樣化選擇, 食品加工技術的進步, 使得大豆脫離了主食的桎梏, 掀開了副食的多彩篇章。

  第三, 作物種植制度的發展。隨著大豆作為主糧在產量和加工方式上的相對弱化, 大豆從漢代以后逐漸退回到作物中相對次要的位置, 成為人們飲食的副食部分。但是仔細研究發現, 大豆主糧地位的下降并沒有造成大豆作物在農業系統中的完全退出或消失, 而是成為中國農業種植系統中重要的環節。連種制發展后, 輪作、間作、套種、混作等種植方式也開始出現并發展, 古代勞動人民通過觀察和總結, 發現了大豆是十分適宜進行輪作和間作的, 例如《齊民要術》中就提出了“麥-大豆 (小豆) -谷”的輪作, 豆類作物作為主要糧食作物的前作, 為它們提供了好的茬口[20] (P263) 。大豆適合輪作, 并可以參與間、混、套作等靈活多樣種植體系的特性, 不僅充分發揮了生態效益、肥沃了土壤、恢復了地力, 將用地和養地的結合還起到了增加農作物產量的作用, 也成了古代人民因地制宜解決人地矛盾的有效手段之一。因此大豆雖然不再作為主糧作物大面積種植, 但是作為副食品種植加工并成為中國農業種植系統中的有效參與環節, 促進了農業生產和生態環境的進一步優化。

  第四, 大豆文化形象在民間的提升。戰國至秦漢時期, 大豆的文化形象平凡普通, 甚至在南方地區有人認為“己貨之戶曰大豆, 為下物”。而在三國兩晉之后, 大豆的文化形象有了提高, 體現在文學作品中有, 三國時期的曹植《七步詩》中就有“煮豆燃豆萁, 漉豉以為汁”的名句。晉代大詩人陶淵明有“種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的名句, 在他眼中食豆采菊的生活勝過了為五斗米折腰。到了唐代, 出身唐代望族的杜牧用“豆蔻梢頭二月初”來形容美好的青春年華, 豆不僅不貧賤, 反而寓意美好。豆的文化形象早已由低賤“下物”搖身一變為大眾喜愛之物, 被賦予了青春、相思、堅毅等美好的文化寓意。這種由粗獷到精致文化形象的變化, 也打開了大豆飲食精細化的大門, 大豆成為制作各種精美副食的原材料。

  (三) 從出口到進口的原因

  近代以來, 中國大豆由最主要出口國轉變為最主要進口國, 這一變化不應被簡單地理解為大豆需求量和年產量的漲跌, 而應被視作大豆的多元價值在全球化浪潮中的釋放與平衡, 是各國土地、資金、人力、科技在農產品市場角逐博弈之后中國大豆消費結構變化的結果。深究其具體原因, 可歸納為以下四點。

  首先, 大豆糧食屬性的消減與大豆經濟屬性的彰顯。回溯大豆在古代食物地位的變遷可以發現, 大豆由主食變為副食的過程其實是大豆糧食屬性消減的過程, 主要表現為在農作物中的種植比例下降, 直接當作主食的食用比例下降, 進行加工制作副食品的比例上升等。漢代以后大豆已經基本退出了主食體系, 到唐代大豆已經被視為“雜稼”, 在明代美洲作物傳入之后, 大豆更是退出糧食作物的行列, 被視為蔬菜之屬而“功用全入蔬餌膏饌之中”。與大豆糧食屬性消減對應的則是大豆經濟屬性的提高, 除了制成豆豉、豆腐等品種繁多的豆類食品外, 大豆由于植物蛋白質和油分含量高, 榨油后豆餅和豆油都可以進行利用, 清代以后大豆及其制品的大量加工與出口, 使得大豆作物的經濟價值也得以充分顯現。

  其次, 中國大豆生產和出口地位的逐漸下降。明清時期大豆種植范圍不但擴展到全國, 還在清朝開始了大豆海外貿易, 此后中國長期是世界大豆主要生產和出口國, 其中東北地區是全國最大的產地和市場。然而隨著20世紀30年代以后, 受歐洲進口市場萎縮、美國大豆生產發展等綜合因素影響, 中國大豆出口市場的主導地位逐漸下降。新中國成立到21世紀初, 中國大豆總產量經歷了緩慢的波動上升, 但大豆單產相較于玉米、水稻等糧食作物一直較低, 種植面積不斷在減小, 支持政策和戰略地位不足, 科研和技術還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到20世紀90年代以前, 中國國產大豆基本可以滿足國內消費, 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需求與供應量的不平衡、國際大豆市場的放開, 中國開始大量進口國外大豆。

  再次, 中國大豆的消費積累與消費結構變化。自古以來食用、加工和利用大豆及其制品已經成了中國人生產和生活的傳統。隨著現代社會生產力和加工技術的發展, 大豆在各行業的新用途不斷被開發, 經濟屬性不斷被發掘和強化, 中國大豆的消費結構也在發生著變化。人們除了需要用大豆制作副食品外, 大豆加工壓榨后的豆油可以作為人類食用油, 豆粕則可以用作喂養家畜、家禽等的飼料。1980年以前食用類占大豆總消費的50%左右, 加工類占大豆總消費的35%左右。1980年以后加工消費逐漸成為大豆消費的最主要形式, 2009年占我國大豆總消費量的73.9%[21] (P165) 。新中國成立以后, 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 伴隨著城市化的發展, 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不斷增長的城鎮人口對肉類、蛋類、奶制品和植物油類等產生巨大的消費需求, 從而帶動了對大豆壓榨副產品豆油和豆粕的需求量。在新的歷史時期, 大豆消費結構的變化使得人們對于大豆的需求量遠快于國內大豆生產量, 國產大豆不再能夠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大豆需求, 此時進口外國大豆就成為平衡國內大豆市場供求關系的新選擇。

  最后, 國外大豆的生產資本積累與大豆產業發展。中國從世界主要大豆出口國地位的退出, 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在于, 以美國為代表的大豆生產國的大豆產業的崛起。大豆18世紀傳入美國后并沒有在短期內實現大規模推廣種植, 而是經歷了長時間的緩慢發展, 到19世紀末才開始作為一種牧草或綠肥作物引起關注的。20世紀初在認識到大豆加工利用價值后, 美國大豆開始更多地作為豆粒收獲后被加工利用, 大豆產業開始發展起來。美國農業是以大農場化、機械化為特色的資本密集型的農業, 其典型運營模式是以市場為導向投入大量資本進行機械化大生產。隨著大豆多重經濟屬性的發掘, 農業資本聞風而動并投入到大豆生產之中, 同時美國政府、科研機構、農業高校、公司企業、行業協會等國家各級農業機關和私人企業力量也積極致力于美國大豆產業發展, 在大豆育種、大豆生產、大豆政策、大豆加工利用、海外市場拓展等多方面做出努力, 實現了美國大豆產業的快速發展。

  三、大豆歷史變遷產生的影響

  中國食物原料種類豐富多樣, 歷史時期內經歷了由多到少, 再由少漸多的發展過程, 大豆作為其中的重要作物, 在多重因素的共同推進下經歷了從野生到栽培, 從主食到副食, 從出口到進口的發展歷史, 這是千萬年來大豆作物與中國社會發展間自然選擇和人工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這一歷史變遷的過程, 則同樣反作用于人口、經濟、文化等多重維度, 綜合來說主要造成以下四個方面的影響。

  首先, 滿足了人類健康膳食的需求。眾所周知, 主糧可以填飽人們的肚子, 而保持人體健康則需要各類食物中營養物質的補充得到平衡。與西方人主要通過肉食補充蛋白質不同, 大豆本身的植物蛋白和其他營養物質含量特別高, 有“豆中之王”的美稱。中國人自古以來便形成了食豆和豆制品的習慣傳統, 大豆從主食地位退出后轉向副食品持續的發展, 則保障了千百年來中國人優質植物蛋白和脂肪的攝取來源。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 大豆不只是用來填飽人的肚子, 通過加工制作后的豆腐、豆漿、豆醬、豆芽等各類豆制品, 不僅可以避免直接作為主食食用不易消化、脹氣等問題, 還可以從營養、吸收、口感上更好地滿足和適合人類的營養攝取需求, 異黃酮等成分還有很好的保健功能, 是糖尿病人、更年期女性、素食主義者的理想食品選擇。隨著人類健康生活和飲食需求的進一步提高, 大豆及其豆制品將會一直是首屈一指的健康食品。

  其次, 維護了國家糧食體系的穩定。中國自古以來一直是世界人口大國, 千百年來形成了精耕細作的農業種植系統, 在有限的農業耕地上養活了一代代華夏兒女;同時也讓我們意識到, 國家糧食安全不但關系到人民百姓的生計問題, 更是社會穩定與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大豆在中國食物系統中主糧地位的上升和下降, 維護了特定歷史時期內國家糧食體系的穩定性。到20世紀60年代, 面對當時的國情, 以糧為綱, 全面發展”作為農業生產方針被提出, 單產相對較低的大豆栽培面積減縮而產量更高產的玉米、水稻等作物面積擴大, 保證了國家建設時期主要糧食供給能夠滿足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可以說, 糧食作物是國家一項特殊的戰略性物資, 保持糧食穩定是農業生產穩定的基礎, 也是第二、三產業平穩發展的基石。然而, 貿易摩擦背景下不斷顯現的大豆供應和轉基因安全等問題, 以及高度依賴進口美洲大豆來滿足國內消費需求的現實情況, 都是需要引起重視的。出于維護國家穩定的考慮, 應避免重要的戰略物資由于過分依賴于國外進口而完全受制于人, 這就需要我們在不同歷史時期根據具體國情和社會發展現狀, 制定和實施糧食安全發展戰略。

  再次, 帶動了大豆產業鏈的發展。隨著大豆加工業的發展, 大豆的更多利用方式和經濟屬性不斷被發掘, 在加工制作和食用傳統大豆制品的同時, 新型大豆制品陸續出現并應用于人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大豆壓榨后的豆油和豆粕被廣泛地用作人類食用油和動物飼料, 大豆還可作為傳統工業原料, 加工后的油脂被用于制造肥皂、油漆等產品, 再者, 大豆油還可以作為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大量投入生產制造。可以看到, 受大豆從主食到副食, 再從主要用來出口到大量進口的歷史過程的影響, 中國大豆的消費方式和結構也發生了變化, 大豆不再是僅僅關乎種植業和食品加工行業的作物原料而已, 大豆產業還牽動著油脂加工業、畜牧業、水產養殖業、食品加工業、工業制造業、新能源行業等多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部門, 并逐漸形成了以大豆產品為中心的生產、流通、加工、消費和貿易等諸多環節組成的大豆產業鏈經濟, 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最后, 彰顯了中國特色的豆文化。大豆起源于中國并有著悠久的栽培歷史, 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和食用大豆制品的國家。勤勞智慧的先民們利用大豆作為原料, 創造和制作了不同種類的大豆食品, 可謂品種多樣而又各具特色。不同的大豆制品與中國悠久的飲食文化相互影響, 不但豐富了人們的餐飲選擇, 還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大豆飲食文化。此外, 由于大豆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 豆制品還常常出現在諺語中被賦予文化寓意, 例如“青菜豆腐保平安”“心急吃不了熱豆腐”“一粒黃豆難磨漿”“小蔥拌豆腐一清二白”等。中國歷史悠久的大豆文化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發展的浪潮中成為彰顯中國特色的元素, 例如從領導人國事訪問和國際慶典的宴會桌上, 都可以看到大豆化身豆腐等各類菜肴出現在國宴餐桌上。東北每年舉行的“北大荒大豆節”, 旨在展示中國特色的非轉基因大豆產業發展現狀和成果, 吸引了大量國內外商家和游客參與, 多個大豆種植區被冠以“大豆之鄉”“大豆之都”等名號。

  中國是大豆的故鄉, 大豆作為中國重要的作物品種見證并參與了中華農業文明共同走過蠻荒, 走進文明的歷史。大豆在中國食物系統中的歷史變遷過程, 是大豆在政治、經濟、技術、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適應中國農業發展的結果。這就要求我們通過對歷史的總結與討論, 明確大豆在國家糧食安全和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隨著全球貿易的發展和技術的革新, 大豆成為具有著多元屬性價值的作物, 對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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