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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錫山與孫中山的來往及其關系變化
添加時間:2019-01-24

  摘    要: 閻錫山與孫中山的關系時斷時續。辛亥革命以來, 閻錫山出任山西都督后, 背離了孫中山及其倡導的革命, 且為固位及維護自身利益反而與北洋勢力關系密切。但其并未與孫中山完全決裂, 而是在孫中山有一定政治上升空間時, 又不遺余力地和孫中山聯絡。當然孫中山的革命也需要閻錫山的加盟。閻錫山對孫中山的態度和行為始終從政治當權者的角度進行理性思考和理性決定。

  關鍵詞: 閻錫山; 孫中山; 國民黨; 北洋軍閥;

  Abstract: Yan Xishan ( 閻錫山) and Sun Yat-sen kept contact intermittently.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after Yan Xishan held the post of governor of Shanxi province, he betrayed Sun Yat-sen and the revolution advocated by the latter. Meanwhile,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and defend his interests, Yan Xishan came closer to Beiyang warlords. Yan Xishan's political behavior changed frequently in the face of unstable political situation. When he studied in Japan, he had passion for revolution, then he kept distance with Sun Yat-sen, but kept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Beiyang warlords who controll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owever, when Sun Yat-sen became influential on Chinese political arena, Yan Xishan did his utmost to contact with the former. Of course, Sun needed Yan to join in his revolutionary alliance. Yan Xishan's attitude and behaviors toward Sun Yat-sen are always decided by rational thinking.

  Keyword: Yan Xishan (閻錫山) ; Sun Yat-sen; Kuomintang; Beiyang warlords;

  閻錫山與孫中山曾有過面對面的交流, 但這種機會并不多。作為革命先行者的孫中山是其時革命的一面旗幟, 他不可能有更多時間和精力與閻錫山直接交流, 而閻錫山在辛亥革命后作為地方實力派也不可能隨時與孫中山溝通, 然而二人的交往應時勢需要卻時斷時續。他們的交往關系建立在閻錫山與孫中山的直接交往, 或由閻錫山與受孫中山影響之屬下間的交往上。至于閻錫山與孫中山的關系到底如何?迄今為止, 學界未曾做過專論, 只是在閻錫山的有關記述或在孫中山與山西之關系的記述中, 談到閻錫山與孫中山的關系, 但這些描述僅粗線條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二人的關系, (1) 而對閻錫山與孫中山交往的細節, 以及對不同階段二者關系的微妙變化都未曾有過清晰的梳理和翔實的考證。基于此, 筆者利用現有資料, 希冀對閻錫山與孫中山間的關系做一考論。

  客觀而論, 閻錫山雖是同盟會元老, 早年參加過鐵血丈夫團, 應該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 但事實上閻錫山在處理與孫中山的關系時表現得相當靈活。早年作為一個在日本留學且有志于探索民族振興之路的熱血青年, 閻錫山對孫中山的主義或革命是贊賞的, 然而在辛亥革命后閻錫山擔任山西都督, 并在孫中山及其革命團體處于核心權力的邊緣時, 閻以實用主義為準則, 認同北洋當權派, 而不愿輕易為孫中山的“革命”或“主義”付出, 他們甚或一度存在隔閡乃至敵對。但這也并非如他人研究中所講的“二次革命后期閻錫山徹底背叛了孫中山”。 (2) 平心而論, 閻錫山在政治上初露頭角后, 是緊隨形勢變化調整政略的, 他的政治行為以利益最大化為訴求, 在政治交往中奉行的是沒有真正“盟友”, 亦沒有真正“敵人”的處世之道。

  一、閻錫山對孫中山由親近向疏遠轉變

  閻錫山與孫中山的交往始于閻錫山留學日本期間。據史載, 1905年夏, 閻錫山聽說孫中山在布魯塞爾揭示三民主義、五權憲法, 極為興奮。6月中旬, 孫中山由法國返抵日本, 閻錫山登門拜訪, 并屢次請教, 聆聽革命宗旨。7月20日, 孫中山在東京成立同盟會, 閻錫山入會。 (1) 其間, 閻錫山對孫中山的革命理論疑惑甚多, 曾多次向孫中山請教。諸如“加盟誓言第四句‘平均地權’, 我當時對其意義不甚了解, 曾向總理請教, 承告:平均地權的‘權’字, 不是說量, 亦不是說質。既非指地畝多少, 也非指地質好壞, 是說一種時效價值。我還不十分明白。……又問:耕作地是否亦應如此?承告:耕作地, 因國家經營, 提高價值之事實甚少。乃問:因人力改良而增漲之地價, 可否歸國家所有?承答曰:不可, 因人力改良者, 應歸出人力者享有。此一談話約三十分鐘。總理問我, 你明白了么?可能在十次以上……至今述之, 尤覺敬佩不置。” (2) 可見, 其時閻錫山對孫中山的革命很熱衷, 對孫中山本人也十分敬仰。
 

閻錫山與孫中山的來往及其關系變化
 

  1906年秋, 閻錫山進入日本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聯隊實習, 并奉孫中山之命, 偕趙戴文返回國內, 布置華北革命。回晉三個月, 他在雁門關、五臺山一帶秘密考察, 擬在五臺山建立革命根據地。 (3) 隨后, 孫中山等計劃舉義, 但同盟會內部在起義地點上發生爭執, 大多主張在江南起義, 原因是在江南舉義后, 清軍不易集中反擊, 且江南有海口, 易輸入軍用品及得外人援助。此次舉義中, 山西的具體任務是革命軍到河南省境時, 山西出兵石家莊, 接援革命軍北上。 (4) 以此計劃來看, 閻錫山和山西舉義是辛亥革命的重要一環。事實上, 山西舉義對辛亥革命成功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現有資料考證, 前文的記述是閻錫山與孫中山交往的最早記錄, 但這些記載只源于閻錫山的個人回憶, 而在孫中山的資料以及與閻錫山在日本留學期間關系較密之唐繼堯和李烈鈞的資料中, 未曾對閻錫山和孫中山的關系有描述。不過, 可以肯定閻錫山與孫中山的聯系始于日本, 而且閻錫山在日本參加了同盟會和反清鐵血丈夫團。那么, 在山西辛亥革命中, 閻錫山處于何種角色, 對全國政局變化及山西地方秩序重建起過何種作用?筆者就此曾有過專文詳論, (5) 茲不贅述。然而值得一提的是, 在南北合議時, 清兵逼迫民軍退出太原并進駐山西燒殺搶掠, 對此行徑, 孫中山數次通過議和代表或直接函電袁世凱, 要求清軍退出山西, 召回晉省都督閻錫山。可見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十分支持閻錫山。而且孫中山對閻錫山和山西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績也給予了高度肯定。1912年9月17日至21日, 孫中山在太原為期3天的考察中講道:

  一、武昌起義, 山西首先響應, 共和成立, 須首推山西閻都督之力為最。二、前在日時, 嘗與現任都督閻君謀畫, 令閻君于南部各省起義時, 以晉省遙應, 一面鼓勵各省進行, 一面牽制滿兵南下, 而使革命之勢力迅疾造成也。三、去歲武昌起義, 不半載竟告成功, 此實山西之力, 閻君百川之功, 不惟山西人當感謝閻君, 即十八行省亦當致謝。何也?廣東為革命之原初省分, 然屢次失敗, 滿清政府防衛甚嚴, 不能稍有施展, 其他可想而知, 使非山西起義, 斷絕南北交通, 天下事未可知也。 (6)

  南北和議實現后, 山西都督之爭成為孫中山派與北洋派角逐的焦點。孫中山及其黨人大力支持閻錫山。孫中山特別委任狄樓海為山西宣慰使, 赴晉調和都督、巡撫政爭。 (7) 狄樓海向閻錫山和前清舊吏李盛鐸等發出函電籌商七事, 其七項中的第一項就是擁護閻錫山繼任都督。 (1) 可見孫中山對辛亥革命后山西的政局較為關注, 對閻錫山尤為支持。除了同盟會支持閻錫山外, 旅滬寧山西同鄉亦擁護閻錫山, 通電全國斥責袁世凱, 要求袁世凱讓閻錫山督晉, (2) 從而使閻錫山在山西都督之爭中最終勝出。

  但閻錫山就任山西都督后, 卻向袁世凱靠近, 疏遠孫中山。他懾于袁世凱的威權, 承認其在新秩序構建中的權威。如南北定都之爭中, 閻錫山支持袁世凱的態度非常明顯, 領攜山西官、紳, 電函南北政要, 支持袁世凱定都北京。 (3) 二次革命時, 閻錫山不僅未響應, 而且對畢錫山在山西倡導二次革命之事, 閻錫山極力反對, 密令槍決畢錫山, 聲稱此可“殺一儆百”, 不至于山西再有變亂。 (4) 閻錫山這樣做的目的, 一是不愿犧牲自己在山西的統治地位而去援助同盟會。由于山西局勢尚未穩定, 其他軍事實力派與土匪企圖推翻閻錫山, 閻錫山需借助袁世凱力量, (5) 維系晉省秩序。二是閻錫山不贊同孫中山的激進革命, 主張通過司法程序和平處理宋教仁被刺案, “劃宋案于法律之內, 勿任激起政治風潮, 庶政府免受違法之惡名, 國民不至罹危亡之慘禍”。 (6) 甚或函電指責胡漢民、李烈鈞等不顧大局, 肆意用兵。由此可見, 孫中山是支持閻錫山的, 而閻錫山對二次革命不僅不支持, 反而還認為孫中山等的行徑不合時勢, 大力反對, 結果閻錫山與孫中山的交往暫時擱置。而閻錫山忙于與晉紳合作, 討好袁世凱, 遠離孫中山, 鎮壓地方異己, 在山西形成以他為中心的軍紳秩序。 (7)

  二、由河東案引發山西籍國民黨員的脫黨風潮

  閻錫山都督地位初步得到鞏固, 便開始遏制并打擊異己。河東案的發生為閻錫山排除異己創造了條件。它是省督軍府與運城國民黨 (8) 勢力為搶爭河東財權而引發的政治博弈。河東歷來為山西財賦之區, 每年收入200萬銀元, 占全省財政收入的6/10。自山西民軍舉義成功后, 河東地方精英張士秀、狄樓海和王用賓諸人獨占河東收入, 毫不接濟山西軍政府。為獲取河東財富, 1912年12月, 省督軍府派南桂馨赴河東任籌餉局長, 剝奪地方財權, 收歸省府。此舉遭到張士秀等人抵制。 (9) 連山西軍務司長黃國梁給南桂馨的信都被河東旅長李鳳鳴截獲。信中內容有言“如能平和達到目的, 不惜重費, 否則須犧牲私交, 顧全大局”, 強行剝奪河東財權。李鳳鳴借此逮捕南桂馨, 判處其死刑, 并要求北京政府懲辦黃國梁。袁世凱對李鳳鳴的做法深表不滿, 電李“南有絲毫損失, 即惟該旅長是問”, 同時命孔繁祉 (應為孔繁霨, 筆者注) 接替李鳳鳴旅長職。李鳳鳴不僅不聽命于袁世凱, 還直接電函閻錫山“不知孔下落, 無從交代, 不日整旅北行面商一切”。袁世凱得訊后, 電責“該旅長北行意欲何為?即不自愛身家, 獨不愛桑梓乎?” (10) 張士秀、李鳳鳴為對付袁世凱的責難, 捏造偽據, 假造南桂馨煽惑軍心的若干信件, 將籌餉局賬簿任意改注。如在收入項下加某月由觀察使署撥來款若干, 在支出項下加某日南局長或王副局長用款若干, 偽造南桂馨侵吞公款的依據。

  對于南桂馨一案, 河東商民5000余人遞呈指控張士秀和李鳳鳴誣陷南桂馨。 (1) 面對河東勢力挑釁, 閻錫山決定武力解決, 北京政府亦同意此種做法, 答應陸軍部和參謀部將派軍隊助剿。12月30日, 閻錫山特電袁世凱, “據探報南被非刑拷打, 恐難保命, 其違法橫暴, 實同土匪”, 已派太原駐軍開往包頭一帶, 請中央派步兵一團、炮兵一營來晉, 并命駐汴軍隊于沿河護防。 (2) 袁世凱贊同閻錫山的意見。1913年1月20日, 晉、汴、陜三省接中央會剿張士秀和李鳳鳴的命令。 (3) 張士秀聞訊, 擁兵獨立自稱都督, 將籌餉局長南桂馨宣判死刑。 (4) 北京政府則急命河南統制雷振春率河南、陜西、直隸三省軍隊赴晉平亂。 (5) 面對內爭嚴峻形勢, 山西參議員力主調和, 不贊同用兵。 (6) 國民黨員穩健派張繼也不忍大局糜爛、國民黨互相荼毒, 于是兼程赴晉調和。然正當陸軍部已調動正定兵兩營駐扎石家莊, 以隨時聽候閻錫山調度時, 閻錫山卻改變決定, 致電山西留京軍界人士, “中央現將調兵來晉, 望諸公向政府陳說, 挽回此舉”。于是, 在京晉籍人士詢問北京政府, 希望政府撤出石家莊軍隊, 北京政府答稱“山西都督既請調兵, 不能不準其所請”。 (7) 可見閻錫山起初的決定是借助中央支持以武力剿滅河東勢力, 而恰在外省援兵將要入晉時, 他卻忽改主意, 拒絕他方軍隊入晉。閻錫山這一舉棋不定的做法, 可謂大有深意。閻錫山一方面擔心外來軍隊入晉, 會染指山西政務, 甚或借此進駐山西, 致使山西可能會出現“請神容易送神難”的尷尬局面。另一方面他為獲得晉籍紳民支持, 在表面上做出不因派系之爭而將山西再次卷入戰禍的姿態, 以爭取民眾合法性認同。既然閻錫山對河東案有這么多的考慮, 那么武力解決便是不可取的, 而實行妥協、和平解決則成為閻錫山的一種選擇。于是閻錫山在4月11日復電李烈鈞“晉案已歸中央, 錫山毫無成見, 惟期和平解決, 無礙進行”。 (8)

  當河東案在和平解決的愿望中暫告平息時, 張士秀、李鳳鳴等卻心有不甘, 復電控告籌餉局長南桂馨“在局吞款販煙, 并公注局帳, 請飭晉督拿辦”。與此同時, 河東籍國民黨員景耀月支持張士秀和李鳳鳴, 國民黨黨報亦為河東派辯護, 指斥閻錫山。 (9) 由此, 閻錫山對河東案期許和平解決的想法改變, 遂控告張等浮冒軍餉, 屢電北京政府嚴辦, 并于2月7日將張士秀、李鳳鳴解送北京憲兵署。 (10) 此外, 為徹底擊敗以張士秀和李鳳鳴為首的國民黨河東派, 閻錫山特派河東趙縣長搜集張士秀和李鳳鳴的犯罪證據呈報中央, 指控他們在河東殘殺無辜, 虛縻公款。其所提出的主要罪證有:

  張、李、景、曹冤殺虞鄉王炳照。王炳照在運城賣紗燈毫無非為, 因九團某人與王同居一鄉, 平日有嫌, 誣告王與匪通情, 謠言惑眾, 將王正法。河東兵站科縻費過巨。辛亥起義后, 因軍隊往來較多, 設立兵站科, 預備一切支應, 但“共和”體制確立后, 軍隊已各歸部位, 而該科仍長年包雇3套大車30輛, 無論開差與否, 均撥款。 (11) 除此之外, 張、李二人還慘殺人命、縱兵焚搶、毒害地方。如張、李、景派兵剿滅夏縣謝莊村, 任意搶劫、焚燒、荼毒人命。謝莊村富室雇武技數人看門, 夜間學藝教徒, 張、李、景誤以為紅燈罩數人邪術傳教, 派1標2營半夜開炮將富室財務、家具搶走, 僅10余歲小孩逃出1名, 其余均被殺害, 房屋被焚燒。村中居民多數遭到搶劫, 死傷甚眾。張、李、景縱兵焚掠河津績店村民100余家。1912年7月間, 張、李、景以為村民與土匪勾結, 令前游擊管帶搶劫焚毀100余家, 又將該村丁姓牲口、車輛搶走, 留于管帶家中。當河津士紳控告到觀察使時, 他們將該管帶降為隊官, 未做任何處分, 結果各縣鄉民歡迎土匪, 深恨河東軍隊。 (1)

  當然, 這些犯罪證據是閻錫山派人搜集的, 難免有夸大之嫌。但如果張士秀和李鳳鳴被控犯罪確有其事, 那么, 閻錫山對他們的打擊就不是狹隘的派系之爭, 而具有更多為民造福的成分在內。

  在和平解決成為河東案善后的一種趨向時, 內爭卻并未消除, 反而有再次激化之趨勢。據《時報》揭示, 河東案的實質是軍隊內部的派系紛爭。山西民軍分兩派, 即太原革命黨人和山西南邊加入者。閻錫山任都督后, 一些民軍對軍政府不服, 獄犯出身的河東觀察使張士秀對閻錫山有反抗之心。河東案就是張士秀借逮捕南桂馨向閻錫山發起的挑釁。 (2) 面對晉南河東勢力的反閻錫山活動, 晉北地方精英則力挺閻錫山, 與河東勢力相抗。1913年1月18日, 忻州續選投票人全體函電稱“河東一隅, 意圖割據, 始終自為范圍。兵隊則假口土匪, 一兵未汰。地丁則藉口兵餉, 到處扣留。鹽款歲入二百余萬, 則據為私有, 擁巨款, 四出運動, 恃副議長與司法司在省之聯絡, 劉直訓、景耀月在京報之造言, 欲推翻都督、民政長, 而悉充以河東人, 在京省之河東人謀之, 在河東之河東人行之。” (3) 可見河東案是一場山西具有地域分野特征的黨派之爭。而且因所依靠的利益群體不同, 使得山西的這場黨派之爭演化為閻錫山與國民黨的斗爭。

  閻錫山打壓河東派, 不僅關系到山西的權力洗牌, 亦關涉閻錫山與孫中山的關系。在河東案的處理問題上, 由于國民黨支持河東派, 因而閻錫山與國民黨關系惡化, 引發以閻錫山為首的晉籍國民黨員的脫黨風潮。閻錫山于2月8日電京, 宣布脫離國民黨。據報稱:“閻錫山為同盟會舊人, 在北方首倡裁兵, 又屢薦民政長, 極主軍民分治, 且身為國民黨參事兼支部長, 乃主張他黨亦應同時發達, 張、李皆其黨人, 閻力請剿辦, 以是大得黨謗, 向不攻擊同黨之國民黨, 此次獨攻之, 無完膚故致脫黨。” (4) 緊隨閻錫山之行動, 北京政府內晉籍眾議員28人中除梁善濟、李慶芳為民主黨、[劉]志詹為共和黨外, 其余都屬國民黨, 他們中有20人脫黨。其中谷思慎等人認為國民黨對河東案未秉公處理, 反推波助瀾破壞晉局, 實在不值信服, 于是聯絡眾議院議員常丕濂、冀鼎鉉、唐慎征、周克昌、裴清源、康佩珩、趙良辰、穆鄒、閻鴻眾、耿臻顯、張升云等脫黨, 而只有景耀月、狄樓海、劉盥訓、景定成和王國佑, 與張士秀、李鳳鳴關系密切, 不愿脫黨。另省議員140名中有91人脫黨。省議員杜上化認為在張士秀和李鳳鳴一案中, 國民黨不顧大局, 一味袒護他們, 黨團做事不公, 遂提脫黨之議, 贊成者眾多, 于14日在勸工陳列所召開脫黨大會, 舉定梁萬春、賈景德二人撰寫脫黨宣言書, 布告全國。 (5) 脫黨事件的發生及擴大, 在某種意義上說明山西官、紳擁護閻錫山, 且對閻錫山個人權威是較為認可的。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是閻錫山收買了這些人, 但筆者通過分析材料, 較為認同前一種觀點。

  閻錫山在打擊河東國民黨勢力后, 又借助袁世凱稱帝案, 削弱晉北孫中山派勢力。山西弓富魁、續桐溪是晉北民軍代表, 徒黨甚多。1913年, 南方討袁世凱, 弓富魁和續桐溪暗中通氣試圖反對袁世凱, (6) 糾集徒黨多人在薩拉齊包頭鎮一帶活動。因晉北邊陲各縣與綏遠壤地毗連, 閻錫山擔心他們統領民軍攻擊山西, 于是在1916年1月13、14、15、16、17等日派遣陸軍第5、6、7、8等連、馬隊、炮隊、機關隊, 以及教育團、衛生隊陸續北上, 擇要駐扎, 鏟除弓、續勢力。 (1) 面對閻錫山的防范和剿擊, 弓、續二人只好逃往陜西米脂。 (2) 但是當綏遠潘副都統反對帝制并聲明獨立時, 續桐溪、弓富魁等又想借此舉事, 推翻閻錫山。 (3) 于是, 他們避開官兵向南繞行, 攻破平陸進窺大同, (4) 就在民軍越過歸化以北時, 閻錫山急電北京政府派兵助剿。 (5) 續桐溪率8000人攻破懷仁, 進取大同, (6) 而就在他們抵達陽高縣附近村時, 北京政府派騎兵500人、步兵2500人在張家口、大同府、豐城派兵會剿。 (7) 然而晉北民軍聲勢大振, 沿途歸附者甚眾, 他們兵分兩路, 一路攻打大同, 另一路由張家口直搗北京, 而袁軍大多南下, 無兵調遣。 (8) 北京政府只好電飭直、晉兩省速派軍隊赴大同, 剿滅民軍, 以免延及他處。 (9) 結果民軍不能抵擋直、晉軍隊聯合進攻, 民軍被解散, 續西峰被驅逐出境。不過, 當時全國反帝制聲浪日漲, 多省紛紛獨立, 閻錫山不得不放松對民軍的進攻, 轉向與帝制周旋。

  三、閻錫山與孫中山由幾無往來到藕斷絲連

  閻錫山脫離國民黨后, 忙于同北洋集團周旋, 長期以來與孫中山的政黨聯系中斷, 不甚關心孫中山的護法運動及革命大業。然而孫中山進行民國再造的“督撫革命”卻離不開閻錫山的支持。因此, 孫中山仍然希望拉攏閻錫山。1920年, 孫中山在廣東圖謀北伐時, “聞中央有換晉督之說, 大為不平。言如無此舉, 晉省仍進行內政, 為全國保此模范區域, 為北方樹一革命壁壘, 決不愿令陷入漩渦”。 (10) 顯然, 孫中山打算將閻錫山控制的山西作為抗擊北京政府的一個基地, 但閻錫山卻不直接與孫聯系, 而是讓部下馬駿對孫中山講一些冠冕堂皇之語, 婉言謝絕孫中山的好意。 (11) 9月4日, 馬駿電告閻錫山, 他已以友好態度招待了孫中山代表張宗海, 并將孫中山聯絡的真正用意及更換晉督之說的由來向閻錫山透露。“據該代表云:前此滬上列席, 中山主張聯絡晉省, 當由伍廷芳以晉省純系民主政策, 為革命保存實力, 為中國政治特標特色, 不應先為牽入, 此議遂寢。又報紙傳播更換晉督之說, 外交團所以起而責問政府者, 實唐紹儀先在外報立論有以致之也。” (12) 但此時閻錫山對孫中山的態度并不積極, 這導致他們的合作無下文。孫中山于1920年派專人聯絡閻錫山, 希冀晉與陜、甘聯為一氣, 響應南軍北進, 但閻錫山等并不響應孫中山的聯絡, 反而在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后, 為防止西北勢力和奉張擴張對山西的威脅, 主動與陜、甘聯防。此據陜西劉鎮華電可證實:“王課長、曲諮議由太原寄到三省聯防辦法七條, 至深銘泐, 除秦、晉兩份已經簽字外, 甘省即遵兩帥電囑, 交由陳局長代簽, 以完手續。從此三省一家, 休戚與共, 鎮華自維庸弩, 共濟危舟, 誓當恪遵聯約, 永久不渝。” (13) 由此足見, 閻錫山對孫中山的革命構想及對山西的聯絡置若罔聞的, 而是更加重視對現實利益的考量。

  1922年夏, 晉籍苗培成由北大工科畢業, 正值閻錫山要北京政府將山西籍大專畢業生遣送回晉工作之際, 苗培成借此與山西在京大專畢業生60余人發起創辦“太原平民中學”, 以辦校為由, 暗中在山西重建國民黨。7月初, 苗培成、趙守耿、梁永泰、李進賢、劉同等由京返并籌備學校, 秘密開展國民黨活動, 進行宣傳主義和介紹黨員。他們的活動當即引起社會關注, 時人稱“太原平中即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即太原平民中學”。 (1) 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后, 續桐溪又企圖趁北方政局變動, 聯絡民軍攻取山西, 并將計劃上報孫中山, 孫中山于1923年2月27日批示“須待北伐時同心合力”。 (2) 第二次直奉戰爭發生后, 馮玉祥倒戈促成直系垮臺, 吳佩孚雖仍控制長江流域, 但挽救不了直系衰落的命運。且經此劇變, 北洋集團元氣大損, 國民黨在南方卻蒸蒸日上。對此, 段祺瑞和張作霖等心知肚明, 無法忽視國民黨的力量, 不得不邀孫中山北上洽談合作。其時南北之間的這種關系, 誠如羅志田所言, 南北雖對立, 但已互相援引利用, 南北均勢已逐漸是名義多于實際。 (3)

  面對形勢劇變, 閻錫山改變昔日與孫中山不冷不熱之關系, 于1924年開始默認國民黨在太原建立的“臨時黨部”。 (4) 12月2日, 閻錫山致電溫壽泉, 表示愿與國民黨攜手合作, 聲言“我本同盟會員, 與真正民黨攜手, 豈非所愿, (谷思慎) 仲言 (同盟會員) 本我老友, 為公為私, 愿為盡力”。 (5) 4日, 閻錫山再電溫壽泉, “中山入京, 著監先 (王憲) 前往代表歡迎, 如監先出京, 可派象干 (蘇體仁) , 象干出京, 即派康世弼”。 (6) 不過, 在閻錫山再次親近孫中山時, 國民黨亦正要拉攏閻錫山。12月9日, 國民黨員徐謙電函閻錫山, 與其商討國家大計。徐謙認為“國民軍實行首都革命, 禍國武力亦已崩潰, 惟此后欲圖根本改造, 實現真共和, 似惟有廢止總統, 于中央采用委員制, 于地方實行聯省制, 始足謀永久和平, 今當全國會議將開之際, 不可不由各省協力主張, 使不良政制從此告終, 不致再遺后此無窮之戰禍”。 (7) 閻錫山于10日電復徐謙指出, 大局危急, 改造建設應以國情為宜。 (8) 與此同時, 閻錫山為獲孫中山好感, 特于17日電函孫中山, 表示將派秘書王憲當面接洽, “尚乞進而教之為荷”。 (9) 但閻錫山并未獲悉孫中山復電, 而是于18日獲王憲電, “孫哲生 (科) 、張溥泉 (繼) 、汪精衛云, 山西近年來居北洋派勢力之下, 不能有何種舉動, 目下北方情形較佳, 應與孫 (中山) 、馮 (玉祥) 、胡 (景翼) 、孫 (岳) 等同心合作, 與胡亦不應有何誤會, 并深愿山西對中山有正式之表示, 或盡力贊助中山之主張, 方不背離民黨之宗旨”。 (10) 閻錫山當即表示“晉省中級以上官長幾盡同盟會舊人, 對于中山先生, 自無不盡力贊助之理。不過山西做事, 向主實力作去, 不肯搖旗吶喊, 故覺得默默無聞。然十三年來, 無一刻不在實行革命中也。胡軍左右不無斥于山西父老之人, 但能宣力國家, 不致為害鄉里, 在我本無歧視。胡督辦與我函電往還, 亦曾言之, 無所謂誤會, 希轉達哲生 (孫科) 、溥泉 (張繼) 、精衛 (汪兆銘) 諸君”。 (11)

  然而, 就在閻錫山與孫中山聯系正火熱時, 時局發生劇變。孫中山與段祺瑞因江西事 (1) 和處置北伐軍問題, 沖突激烈, (2) 導致反直三角同盟破裂。孫中山于12月21日在天津通電各省軍民長官:“文對于時局主張, 以國民會議為解決方法, 日前發表宣言, 諒承鑒察。茲特選派同志, 分赴各省區, 向民眾宣傳, 每一省區約二三人, 務使國民咸灼然于會議之性質及關系, 其宣傳范圍以此為限, 不涉及地方政事、軍事, 所選派之同志皆有文署名蓋印證書為憑。” (3) 閻錫山積極響應, 于23日復電, “尊處選派同志, 宣傳政見, 具見偉籌, 已飭屬知照矣”。 (4) 同日, 王憲又電閻錫山, 稱“哲生 (孫科) 、溥泉 (張繼) 因贛事明日乘船赴粵, 約一月后返京, 將還往山西參觀一切。協和 (李烈鈞) 長贛事已定, 二十五、六即可南下。津浦路軍事吃緊, 全系奉張主意。中山進京約在五六日內”。 (5) 24日, 王憲再發電函, 向閻錫山述說國民黨和段祺瑞執政府之間的隔閡, 以及國民黨欲借山西力量反抗段祺瑞執政府, 且“民黨將派黃府[郛]、白應琦往山西接洽一切協商, 并勸憲早日返晉, 面呈彼之意見, 派定山西之民黨宣傳員為韓書麟、王振鈞, 不日到晉”。 (6) 對于國民黨的提議, 閻錫山并未像從前一樣急于復電, 而是靜默觀察政局變化。事實上, 閻錫山不愿接受國民黨利用山西對抗段祺瑞執政府的做法, 也不愿以山西為代價換取國民黨在臨時執政府中的利益訴求, 但限于國民黨勢力增強之現實考慮, 閻錫山又不能完全拒絕, 只好以無聲的方式表達心聲。

  何以用這樣的話語分析閻錫山?試將閻錫山對當時段祺瑞執政府的態度, 與他對國民黨向其求援的態度相對比, 便可發現閻錫山對段祺瑞執政府更為曖昧, 而與孫中山卻保持距離。當段祺瑞未采納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意見時, 仍以善后會議相號召, 并于12月30日通電閻錫山等各省政要。 (7) 對于段祺瑞的號令, 閻錫山當即于1925年1月1日復電響應并講明他不準備參會的理由:“惟錫山忝領疆圻, 當此大局粗平, 地方重要, 未便遠離, 謹遵鈞命, 查照善后會議條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 派溫壽泉為全權代表, 并查照第三款規定, 派蘇體仁、潘連茹為全權代表, 除飭各該員等依期赴會報到。” (8)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 閻錫山致電孫中山和段祺瑞時, 文末落款所用詞句大有區別。如1924年12月23日復孫中山電為:“閻錫山。漾印。” (9) 而1925年1月1日復段祺瑞的電卻為:“山西督軍兼署省長閻錫山叩。東印。” (10) 可見, 閻錫山對段祺瑞表現得相當尊敬和敬畏。另通過其他事件也可發現閻錫山對孫中山的態度是基于他個人及山西利益之上的。

  此后不久, 隨著國民黨和段祺瑞執政府分歧的擴大, 孫中山遲遲不入京, 后因肝病加重, 在1924年12月31日前發出通電, 準備進京醫療, 從事休養。 (1) 31日下午4時, 孫中山到達北京, 進駐北京飯店。 (2) 其時閻錫山雖對孫中山較為冷漠, 與段祺瑞執政府聯系密切, 但他還是不敢輕易忽視國民黨的影響, 進而建言段祺瑞要注意國民黨勢力, 以及在解決國家問題上要聯合孫中山。他表示:“決聯合中山, 所見從同。中山主張, 除絕難容納者外, 必容納之, 所見亦同, 惟傳達多誤, 必俟中山病愈面談后, 方可有所表示。” (3) 不過, 就召開善后會議與國民會議的歧見, 孫中山也做出讓步, 對于段祺瑞召開善后會議的主張, 不再堅持召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 但要求善后會議的代表范圍必須擴大, 并于1925年1月19日特致電各省軍民長官:“文籌思再三, 敢竭愚誠, 為執事告, 文不必堅持預備會議名義, 但求善后會議能兼納人民團體代表, 如所云現代實業團體、教育會、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工會、農會等, 其代表由各團體之機關派出, 人數宜少, 以期得迅速召集, 如是則文對于善后會議及善后會議條例當表贊同。至于會議事項雖可涉及軍制、財政, 而最后決定之權不能不讓之國民會議, 良以民國以人民為主人, 政府官吏及軍人不過人民之公仆。” (4) 段祺瑞隨即響應孫中山的要求, 也做出妥協, 議定擬選派民意團體代表為專門委員, 作為容納孫中山意見的最后底線, 但國民黨對段的讓步不甚滿意, 計劃運動各省, 希望能夠貫徹孫中山的主張。 (5)

  在孫中山和段祺瑞政見不和的情況下, 閻錫山在二者之間所扮角色更顯突出。1月25日, 李慶芳電告閻錫山:“孫 (中山) 段 (祺瑞) 合作問題, 以善后會為樞紐, 經協同許俊人 (世英) 力為斡旋, 暫不至走入極端。惟關系國民會議一部分, 或另開預備會, 或法團復決擇一行之, 在合肥為得策, 葉總長極盼兼帥設法調停。” (6) 閻錫山電言:“孫 (中山) 段 (祺瑞) 合作問題以善后會議為樞紐, 譽虎總長 (葉恭綽) 主張調停, 深佩卓見, 實獲我心, 自當設法進行。” (7) 事實上, 閻錫山只是口頭表示將設法調停孫中山和段祺瑞合作, 而在實際行動中卻沒有任何表現。后因孫中山病危并接受手術治療, 使得孫中山和段祺瑞之間的矛盾淡化, 而形勢漸趨利于段祺瑞。于是, 閻錫山再次疏遠孫中山, 對孫中山表現得遠不如他北上期間那么熱情。2月19日, 閻錫山接李慶芳電, 獲知“中山病已絕望, 昨由醫院移住行館, 芳親往探問, 謝無量代見, 談及平均地權, 認為鈞擬二法可以參考”。 (8) 閻錫山得知此消息后, 僅函電李慶芳, 讓其代謁孫中山探視病情, 并無其他行動。 (9) 3月12日, 孫中山于晨9時在京逝世, 閻錫山于16日函電李慶芳, “中山喪事希代往致祭, 已另電治喪辦事處矣。吊儀即致送貳千元, 已交匯, 并希代送”。 (10) 至此, 閻錫山與孫中山的關系中止。直到南軍北伐前夕, 閻錫山才與國民黨再次加強聯絡。

  綜上所述, 閻錫山對孫中山的態度并非如他年譜中或個人早年回憶錄中進行自我辯解的那樣, 即“中山先生民國元年蒞太原, 密令先生:‘北方環境與南方不同, 你要想盡方法, 保守山西這一塊革命基地’。嗣派代表秘密抵晉, 提示應變之方針, 他人未知也”。 (11) 這只是閻錫山后來加入北伐行列為他爭取政治合法性認可的一種話語。客觀而論, 從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孫中山的活動看, 孫中山對時勢應付得亦相當疲憊, 這就很難談得上去指導閻錫山。“保守山西”這一辯解之說, 只不過是因北伐后國民黨建立了黨國體制, 孫中山派由邊緣走向權力核心, 閻錫山則倒向國民黨一邊, 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合道的“革命”者, 將他在北京政府時期的政治活動貼上一個“革命”標簽而已。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 閻錫山在1924年后確實放松了對國民黨在山西活動的約束。1924年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 國民黨中央委派苗培成任山西省臨時執行委員會籌備員, 著手組織臨時省黨部, 由苗培成、趙連登、郭樹棠、王英 (共產黨) 、王鴻鈞 (共產黨) 和朱志翰 (共產黨) 等負責籌建。 (1) 到1925年冬, 國民黨在太原發展到黨員400余人, 成立了中國國民黨山西臨時省黨部, 秘密向各縣發展組織;吸收成員大多為青年學生、工人, 少數為農民。同期還先后成立太原市、靜樂、大同、臨汾、運城、忻縣、崞縣、曲沃、武鄉、沁縣、晉城、壽陽等30多個市、縣國民黨黨部, 約有黨員3000余人。 (2) 然而國民黨在山西雖有規模上的擴張, 但活動并未完全公開。直到1926年12月, 山西省黨部才在西緝虎營四川會館召開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 正式成立山西省黨部, (3) 于是國民黨的活動始在山西合法化。

  注釋:

  1 參見王振華:《閻錫山傳》, 團結出版社1998年版;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共中央黨校編寫組:《閻錫山評傳》,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謝克昌主編:《孫中山與山西》, 團結出版社2011年版。
  2 陳芳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對閻錫山思想與行為的約束, 使閻錫山常以孫中山的忠實信徒自居, 雖然從“二次革命”后期他就背離了孫中山, 但是, “五四”以后, 閻錫山為了緩和從北京回來的激昂的年輕人的情緒, 不得不讓中國國民黨進入山西, 至1924年國民黨在太原建立了“臨時黨部”。參見陳芳:《試析民國初年閻錫山的倫理道德觀》, 《晉陽學刊》, 2011年第1期。
  3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 (一) , 臺北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 第17頁。
  4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 (一) , 第19-20頁。
  5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 (一) , 第21頁。
  6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 (一) , 第33頁。
  7 張文俊、李衛平:《辛亥革命與山西軍紳秩序構建》, 《民國研究》, 2011年秋季號總第20輯。
  8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 (一) , 第42-43頁;《山西文史資料》編輯部編:《山西文史資料》, 1991年第4、5期合刊, 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1年印行, 第3頁。
  9 《專電》, 《申報》, 1912年3月3日, 第1張第1版。
  10 1.懇請閻顧全大局, 力任其難, 毋固言辭職;2.安插未撤駐兵, 取消河東軍政分府, 以定統一機關;3.消滅諮議局, 采取簡單辦法, 組織臨時省議會;4.分撥兵械于各地, 以資鎮懾;5.調和意見, 以期一致進行;6.確定地方官吏, 免致觀望, 以期政令易行;7.速設演講團, 以期共和知識, 普遍人民。參見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 (一) , 第90頁。
  11 《公電·旅滬寧山西同鄉電》, 《申報》, 1912年2月27日, 第1張第2版。
  12 《公電·太原閻錫山等電》, 《申報》, 1912年2月29日, 第1張第2版。
  13 《專電》, 《時報》, 1912年11月20日, 第9版。
  14 麥金鴻:《〈軍閥---閻錫山在山西〉評介》, 朱傳譽編:《閻錫山傳記資料》 (三) , 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第9頁。
  15 《閻錫山電復黎元洪宋案牽連人心搖動借款成熟群議沸騰請速籌排解方針》, 何智霖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一冊, “國史館”2003年版, 第27頁。
  16 參見張文俊、李衛平:《辛亥革命與山西軍紳秩序構建》, 《民國研究》, 2011年秋季號總第20輯, 第119頁
  17 1912年8月25日, 中國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共同組成國民黨, 在北京舉行成立大會, 發布《國民黨政見宣言》, 推舉孫中山為理事長, 宋教仁為代理理事長
  18 《河東張士秀李鳳鳴擁兵獨立之原因》, 《時報》, 1913年1月19日, 第3版。
  19 《專電》, 《時報》, 1913年1月16日, 第2版。
  20 《南桂馨被害之冤狀》, 《時報》, 1913年1月21日, 第3版。
  21 《專電》, 《時報》, 1913年1月22日, 第2版。
  22 《專電》, 《時報》, 1913年1月22日, 第2版。
  23 《河東張士秀李鳳鳴擁兵獨立之原因》, 《時報》, 1913年1月19日, 第3版。
  24 《譯電》, 《時報》, 1913年1月24日, 第3版。
  25 《專電》, 《時報》, 1913年1月25日, 第2版。
  26 《要聞·愿河東平安無事》, 《中央與地方最近之風波》, 《時報》, 1913年1月28日, 第3版。
  27 《閻錫山電復李烈鈞》, 何智霖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一冊, 第25-26頁。
  28 《專電》, 《時報》, 1913年1月29日, 第2版。
  29 《專電》, 《時報》, 1913年2月11日, 第2版。
  30 《張李殘殺靡費之罪狀》, 《時報》, 1913年3月29日, 第4版。
  31 《張李慘害人民之罪狀》, 《時報》, 1913年4月2日, 第5版。
  32 《河東用兵問題》, 《中央與地方最近之風波》, 《時報》, 1913年1月28日, 第3版。
  33 《要聞·晉省分裂之可憂》, 《時報》, 1913年1月25日, 第3版。
  34 《晉督閻錫山昨電京》, 《時報》, 1913年2月9日, 第3版。
  35 《要聞·山西國民黨員大部分之脫黨》, 《時報》, 1913年2月23日, 第4版。
  36 《弓續又活動矣》, 上海《民國日報》, 1916年1月29日, 第2張第8版。
  37 《歸綏反正之近報》, 上海《民國日報》, 1916年1月23日, 第2張第6版。
  38 《弓續又活動矣》, 上海《民國日報》, 1916年1月29日, 第2張第8版。
  39 《歸綏反正之近報》, 上海《民國日報》, 1916年1月23日, 第2張第6版。
  40 《山西袁軍不能拒二千盜匪》, 上海《民國日報》, 1916年1月26日, 第1張第3版。
  41 《山西民軍進逼大同》, 上海《民國日報》, 1916年1月26日, 第1張第3版。
  42 《山西民軍之捷報》, 上海《民國日報》, 1916年2月1日, 第1張第1版。
  43 《山西民軍已抵陽高縣》, 上海《民國日報》, 1916年2月6日, 第1張第3版。
  44 《晉北民軍直搗幽燕》, 上海《民國日報》, 1916年2月6日, 第1張第2版。
  45 《袁政府汲汲北顧》, 上海《民國日報》, 1916年2月6日, 第1張第3版。
  46 《馬駿電閻錫山孫中山派張宗海前來游說》, 葉惠芬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四冊, “國史館”2003年版, 第214頁。
  47 《閻錫山電復馬駿》, 葉惠芬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四冊, 第213-214頁。
  48 《馬駿電閻錫山》, 葉惠芬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四冊, 第216頁。
  49 《劉鎮華電閻錫山三省均已在聯防辦法上簽字》,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國史館”2004年版, 第256-257頁。
  50 苗培成:《往事紀實》, 臺北:正中書局1979年版, 第31-32頁。
  51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 (二) , 第558頁。
  52 羅志田:《北伐前夕北方軍政格局的演變:1924-1926年》, 《史林》, 2003年第1期。
  53 麥金鴻:《〈軍閥---閻錫山在山西〉評介》, 朱傳譽編:《閻錫山傳記資料》 (三) , 第10頁。
  54 《閻錫山電復溫壽泉愿與國民黨攜手合作》,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23頁。
  55 《閻錫山電溫壽泉派王憲為代表歡迎孫中山入京》,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27頁。
  56 《徐謙函閻錫山主張廢止總統中央采委員制地方行聯省制》,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35頁。
  57 《閻錫山函覆徐謙認為大局阽危急需改造建設宜本國情》,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34頁。
  58 《閻錫山函孫中山將派王憲晉謁》,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50頁。需指出的是此密電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中所書時間為1924年12月17日, 而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 (二) 中所書時間卻為1924年11月27日, 同一電文在兩本資料中所載時間出入很大, 筆者以為《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中所載時間為可信。另參見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 (二) , 第591頁。
  59 《王憲電閻錫山張繼汪等人愿山西盡力贊助孫中山之主張》,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51頁。
  60 《閻錫山電復王憲晉省官長多同盟會舊人自然盡力贊助孫中山》,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51頁。
  61 方本仁督贛, 孫中山派頗憤激, 方報譚 (延闿) 師已逼南昌, 臨時執政段祺瑞請孫中山疏解, 孫中山復稱派李烈鈞一行。參見《李慶芳電閻錫山齊燮元聯結孫傳芳攻張作霖》,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59頁。另據楊天宏對國民黨與善后會議關系之研究, 國民黨與段祺瑞的矛盾在地盤劃分問題上, 雙方進行著爭斗。當奉張以實力控制了天津并將勢力擴展到津浦鐵路沿線時, 馮玉祥的國民軍則控制了京畿及京漢沿線。對此, 段政府分別給予了承認。孫中山作為倒直三角同盟的一方, 局促在廣東一隅, 難紓抱負, 故繼續揮師北伐, 亟欲奪得江西。但是北伐軍進入江西時, 段政府卻致電孫中山, 內有“南軍師出無名”之語, 請電令北伐各軍停止攻贛, 并任命方本仁督辦江西軍務, 主持贛事。方素與國民黨方面不協, 曾四次發兵犯粵, 孫中山對方受命督贛極為不滿。參見楊天宏:《國民黨與善后會議關系考析》, 《近代史研究》, 2000年第3期。
  62 《溫壽泉等電閻錫山孫段因江西事與處置北伐軍問題意見沖突》,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60頁。
  63 《孫中山電各省軍民長官將選派同志赴各省宣傳召開國民會議政見》,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61頁。
  64 《閻錫山電復孫中山肯定其選派同志宣傳政見并已飭屬知照》,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60頁。
  65 《王憲電閻錫山孫中山約在五六日晉京》,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65頁。
  66 《王憲電閻錫山國民黨對段祺瑞不滿將派人赴山西接洽合作事宜》,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66頁。
  67 《段祺瑞通電派全權代表來京參加善后會議》,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75頁。
  68 《閻錫山電復段祺瑞將派溫壽泉蘇體仁潘連茹為善后會議全權代表》,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74頁。
  69 《閻錫山電復孫中山肯定其選派同志宣傳政見并已飭屬知照》,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60頁。
  70 《閻錫山電復段祺瑞將派溫壽泉蘇體仁潘連茹為善后會議全權代表》,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74頁。
  71 《孫中山通電罹患肝疾將入京擇醫療養》,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61-262頁。
  72 《溫壽泉等電閻錫山孫中山已到京張作霖將返奉》,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283頁。
  73 《田應璜電閻錫山段決定聯合孫中山俟其病愈面談后方有所表示》,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301頁。
  74 《孫中山電各省軍民長官等已電段祺瑞善后會議應兼納人民團體代表》,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309頁。
  75 《溫壽泉等電閻錫山政府擬擇派民團代表為專員孫中山方面尚不滿意》,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311-312頁。
  76 《李慶芳電閻錫山葉恭綽極盼閻能設法調停孫中山和段祺瑞合作問題》,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317頁。
  77 《閻錫山電復李慶芳將設法調停孫段合作問題》,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316頁。
  78 《李慶芳電閻錫山京綏運煤減費及孫中山病危》,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332頁。
  79 《閻錫山電復李慶芳請其代謁孫中山探視病情》,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332頁。
  80 《閻錫山電復李慶芳請其代往致祭孫中山》, 葉健青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七冊, 第338頁。
  81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 (二) , 第558-559頁。
  82 苗培成:《往事紀實》, 第34頁。
  83 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 第121頁。
  84 苗培成:《往事紀實》, 第35-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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