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學術堂 > 近代史人物論文 >

域外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認知狀況探討
添加時間:2019-07-09

  1937年12月, 侵華日軍攻占南京并制造出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慘案。現如今, 80多年過去了, 國外民眾關于該歷史事件的記憶已經出現斷層。對此, 自2017年9月起, 筆者一方面委托朋友在外國向國外民眾發放問卷, 另一方面親自走訪南京、北京、廣州等地區向來中國旅行、工作、學習或定居的國外民眾發放問卷, 希冀能夠粗淺地窺探當前國外民眾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認知情況, 并為后期我國開展相關對外傳播活動提供意見建議。

  一、調研方法和樣本描述

  (一) 確定調研方法與測量指標

  本次調研主要采用問卷調查, 輔之以人物訪談。在“南京大屠殺事件對外傳播效果”的主題范疇下, 筆者對問卷可能涉及到的基本信息問題, 主、客觀性問題及檢驗性問題進行反復論證, 最終確立信息獲取渠道、對南京大屠殺事件基本信息的認知情況、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定性態度、對我國傳播方式的認知情況、對日本政府系列行為的判斷等測量指標。同理, 為了克服純數據分析造成的“重現象輕原因”問題, 筆者在調研過程中, 隨機對部分調研對象圍繞某一話題進行簡單訪談, 了解其認知態度背后的原因。

  (二) 樣本情況

  本次調研, 筆者總共發放問卷500份, 回收500份, 剔除廢卷, 其中有效問卷487份, 回收率為100%, 有效率為97.40%。在有效的樣本中, 電子問卷205份, 主要在德國、美國、荷蘭、新加坡、伊朗等國外地區發放;紙質問卷282份, 其中在南京發放146份, 在廣州發放78份, 在北京發放58份。考慮到南京為筆者長期居住地, 且為大屠殺爆發的當事地點, 因此所占的比例較大。

  從來源地區看, 本次調研對象包括了全球六個大洲 (僅缺少南極洲) 。其中來自亞洲的有141人, 占28.95%;來自北美洲的有112人, 占2 3.0 0%;來自歐洲的有107人, 占21.97%;來自南美洲的有58人, 占11.91%;來自大洋洲的有39人, 占8.01%;來自非洲的有30人, 占6.16%。由于各大洲經濟發展條件不同, 來華旅居的人數也存在差異, 因此對樣本選擇造成一定的影響, 但在可控范圍內可忽略不計。從性別分布看, 本次調研對象中, 男性有282人, 女性有205人, 基本符合全球性別人數比例。從年齡分布看, 本次調研對象年齡分布相對集中, 主要呈現正太分布, 以青壯年群體為主。其中, 20-35歲年齡階段的人數最多, 有346人, 占71.05%;其次是35-50歲的有88人, 占18.07%;隨后是20歲以下的有29人, 占5.95%;超過50歲的有24人, 占4.93%。鑒于青壯年群體是全球的主體力量, 也是我國南京大屠殺事件對外傳播的核心受眾, 因此年齡分布具有相對的合理性。

  二、數據分析及基本結論

  (一) 國外民眾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認知層次低, 呈現淺層化特征

  1. 多數國外民眾尚不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

  在487位調研對象當中, 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僅有282人, 占比57。91%;而不知曉該事件的人數竟高達205人, 占比42。0 9%。可見, 較之亞美尼亞大屠殺和猶太人屠殺事件, 南京大屠殺事件在全球的知曉度并不高, 數據反映有將近一半的國外民眾完全不知曉該事件。此外, 在當前由互聯網構建成的“地球村”里, 身為網絡原住民的青壯年群體 (20-35歲) , 同樣也是我國南京大屠殺事件對外傳播的核心受眾, 也有超過42%的人數 (146人) 并不知曉該事件。

域外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認知狀況探討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 為論證南京大屠殺事件存在的真實性, 爭取世界民眾對日本右翼群體掩蓋罪惡行為的正確認知, 我國注重加強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對外傳播, 但反觀當前國外民眾對該事件的認知程度, 可見傳播的覆蓋范圍較小, 傳播力和影響力均有待提升。調研數據同樣顯示, 在282名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調研對象中, 有175人認為“很有必要對外傳播南京大屠殺事件”, 占比62.06%;有24人認為“沒有必要”, 占比8.51%;另外83人表示“不知道”, 占比29.43%。可見在絕大多數國外民眾看來, 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意義較為重大, 其傳播力仍有待提高, 亟需我國采取實際行動, 積極對外傳播該歷史真相。

  2. 絕大多數國外民眾不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爆發的時間。

  在有效的樣本中, 除了205名不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調研對象外, 剩余282人, 在關于“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爆發時間”問題上, 僅有73人回答正確, 占比25.89%;有63人回答錯誤, 占比22.34%;另有146人表示“并不知道”, 占比51.77%。如果算上對南京大屠殺事件完全不知曉的人數, 則能夠準確回答事件爆發時間的人數比例僅占14.99%。可見, 絕大多數國外民眾并不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爆發的時間, 對于該事件的認知程度僅停留于表層, 尚未深入了解。

  3. 絕大多數國外民眾并不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中的典型事件。

  日軍“百人斬”, 是指1937年11月底至12月10日, 兩名日本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以“誰先殺滿100個中國人為勝”的屠殺比賽。該事件由當時日本的《東京日日新聞》首先披露, 也是我國長期以來對外傳播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典型事件。但是282名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調研對象中, 知曉“百人斬”的僅有73人, 占比25.89%, 而明確表示不知道的卻有209人, 占比高達74.11%。如果算上對南京大屠殺事件完全不知曉的人數, 則487名調研對象中, 有414人對我國對外傳播的典型案例完全不了解, 占比達到85.01%。

  4. 少數國外民眾清楚我國南京大屠殺事件的遇難者人數。

  南京大屠殺事件的遇難者人數, 是國際社會針對該問題時的主要爭論點。雖然早在1946年至1948年,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經審議后就認定:“在日軍占領 (南京) 后的六周時間里, 南京城內和附近地區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的總數超過20萬人以上。”南京國防部軍事法庭也認定:“在南京大屠殺中, 被害總數共30余萬人。”但由于長期以來我國能夠完全確定名字的遇難者人數還太少, 日本右翼勢力不斷質疑“30萬”的準確性, 并以此否定南京大屠殺事件。對該問題, 我國對外傳播的統一口徑為“南京大屠殺事件中, 我國遇難者人數達30多萬”。在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調研對象中, 有127人回答“30多萬”, 占比45。04%, 符合我國長期以來的對外傳播口徑;有29人回答“20-30萬”, 占比10。28%;有39人回答“不足20萬”, 占比13。93%, 其中19人甚至認為遇難人數“不足1萬”;另有87人明確表示不知道人數, 占比30。85%。可見, 有超過一半的國外民眾對該事件的認知與我國長期以來對外傳播的統一口徑并不一致。

  5. 多數國外民眾并不了解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歷史教科書背后的政治意義。

  日本靖國神社供奉有二戰后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處死及在獄中死亡的14名甲級戰犯, 因此我國長期以來反對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的舉動, 認定其直接挑戰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合法性, 是對包括南京大屠殺事件在內的侵華戰爭的否認。但對于國外民眾而言, 282名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調研對象中, 高達156人認為日本參拜靖國神社“與我無關”, 占比55.32%;僅有88人表示“反對”, 占比31.21%;甚至有38人表示“支持”, 占比13.48%。此外, 如前文所述,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 日本開始有針對性地對歷史教科書進行篡改, 企圖利用文字游戲否認南京大屠殺事件, 遭到了我國的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而在看待該問題時, 282名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調研對象中, 有170人明確表示“反對”, 占比60.28%;有83人表示“與我無關”, 占比29.43%;另有29人表示“支持”, 占比10.28%。可見, 有不少國外民眾持觀望態度, 認為“與我無關”, 甚至有少部分人表示支持。結合全球民眾對猶太人屠殺等行為的情緒態度, 可推測出當前民眾尚未完全意識到日本系列行為與企圖否認二戰侵略事實及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政治動機, 才致使態度冷漠。正如一位來自非洲的調研對象在訪談中談到, 他認為日本參拜靖國神社僅僅是拜祭“國家英雄”而已。

  (二) 不同地區的國外民眾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認知既有共性又有個性

  1. 從總體上看, 國外民眾對于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定性并未受國籍和種族區隔的影響。

  我國在對外傳播南京大屠殺事件時, 國外民眾對于該事件的定性尤為關鍵。只有當其認為南京大屠殺事件不只關涉中國民眾, 而是與己息息相關, 才可能真正構建關于該事件的集體記憶。而根據此次調研數據顯示, 在對待該問題時, 282名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調研對象中, 有68人認為南京大屠殺事件是“中國的悲劇”, 占比24。11%;有9人認為該事件只是“普通性的戰斗行為”, 占比3。19%;另有205人認為該事件不僅是中國悲劇, 更是“人類慘劇”, 占比超過72%;并未有人認為該事件“與己無關”。這表明, 在了解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真相后, 國外民眾對于該事件的認知和定性并沒有受到國籍和種族區隔的影響, 而是超越了種族和民族的界線, 能夠自覺站在人類立場進行思考, 為集體記憶的建構提供了有利的先決條件。

  2. 從南京大屠殺事件的信息量看, 亞洲、非洲、大洋洲了解較多, 歐洲、美洲了解較少。

  如前文所述, 調研數據顯示, 當前多數國外民眾尚不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 比例高達42.09%。但是從微觀上看, 各地區國外民眾的知曉程度并不相同。在282名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調研對象中, 有97人來自亞洲, 54人來自歐洲, 44人來自北美洲, 34人來自南美洲, 29人來自大洋洲, 24人來自非洲。而具體到每個地區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人數所占的比例, 結果則是非洲的比例為80.00%, 大洋洲的比例為74.36%, 亞洲的比例為68.79%, 南美洲的比例為58.62%, 歐洲的比例為50.47%, 北美洲的比例僅為39.29%。從數據上看, 亞洲、非洲、大洋洲了解的人數更多, 比例均超過60%;而歐洲、美洲了解的人數較少, 比例普遍在50%左右, 最低的北美洲甚至不足四成。

  雖然大屠殺爆發期間滯留在南京城的國外民眾多來自歐美, 但是大屠殺期間滯留南京的外籍醫生返鄉后由于主、客觀原因并未將事件公諸于世, 僅留下書信和筆記作為記錄。正如大屠殺期間滯留南京的外籍醫生羅伯特·威爾遜的女兒伊麗莎白·威爾遜后來回憶說:“我父親從未談過 (南京大屠殺事件) , 我母親也沒有談過, 我認識的其他人也都沒有談論過, 直到我父親去世的1967年, 我才看到了這些信件, 能感受到大屠殺的震撼。”1另外在本國意識形態的主導下, 歐美洲國家的媒體在二戰后對我國的宣傳報道普遍較少, 對二戰的宣傳同樣具有傾向性, 致使其民眾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了解較少;而反觀亞洲和非洲民眾, 其在二戰中所受的迫害和奴役程度最深, 因此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了解更多、認同感更高。

  3. 對比亞洲, 其它地區民眾更需接觸南京大屠殺事件相關信息。

  數據顯示, 認為“有必要傳播南京大屠殺事件”的175名調研對象之中, 有49人來自亞洲, 39人來自歐洲, 29人來自南美洲, 24人來自北美洲, 19人來自非洲, 15人來自大洋洲。而具體到每個地區, 認為“有必要傳播南京大屠殺事件”的人數占比, 北美洲為54.55%, 南美洲為85.29%, 歐洲為72.22%, 亞洲為50.52%, 非洲為79.17%;大洋洲為51.72%。可見, 北美洲、大洋洲和亞洲的態度較為曖昧, 且以亞洲的比例最低。參照各地區對南京大屠殺事件信息的了解程度, 即可以看出, 對比亞洲, 其他地區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信息需求量更大, 所以更加認為有必要傳播南京大屠殺事件, 加深對該事件的認知。

  4. 亞洲和非洲民眾對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歷史教科書舉動的態度更為淡漠。

  如前文所述, 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歷史教科書舉動背后隱含著對二戰侵略事實及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否認。從總體上看, 對其舉動持觀望態度的國外民眾占據多數, 且以亞洲和非洲民眾為主。調研數據顯示, 97名來自亞洲的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調研對象當中, 有73人認為日本參拜靖國神社“與我無關”, 占比高達75.26%;甚至有15人表示“支持”, 僅9人提出“反對”;而24名來自非洲的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調研對象中則有高達21人表示“與我無關”;相比之下, 美洲和大洋洲的反對率均超過了50%, 其中北美洲為55.56%, 南美洲為57.14%, 大洋洲為66.67%。對于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的舉動, 亞、非洲民眾的反對率仍是最低, 其中亞洲為55.67%, 且有19人表示“支持”, 而非洲的比例甚至低至20.83%。反對率最高的為大洋洲, 達82.76%, 其次是歐洲72.22%、北美洲65.91%、南美洲55.88%。

  可見, 雖然亞洲和非洲民眾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知曉程度更高, 但由于經濟發展相對滯后, 民眾難以真正認清日本系列舉動背后的政治因素, 即使掌握的信息量更多, 但其對日本舉動的態度卻更為淡漠, 前后的反差較大。

  (三) 國外民眾缺乏固定、有效的南京大屠殺信息獲取渠道

  1. 歷史書籍成為最主要的獲取渠道, 但受眾覆蓋率同樣不高。

  在282名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調研對象中, 有180人通過歷史書籍獲取相關信息, 占比63.83%;有146人通過新聞報道和日常溝通交流獲取相關信息, 占比51.77%;有126人通過歷史教學和影視資料獲取相關信息, 占比44.68%。數據反映出, 一方面, 我國南京大屠殺事件對外傳播的相關信息在國外民眾日常使用渠道的覆蓋率并不高。即便是排名第一的渠道——歷史書籍, 也有102人未能從書籍中獲知相關信息, 占比近四成。如果算上完全不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205名調研對象, 則沒有任何渠道的覆蓋率能夠超過一半, 排在第一位的歷史書籍也僅有約37%。另一方面, 南京大屠殺事件仍舊沒有普遍成為國外歷史教學的一部分。學生時期同樣也是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結合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的舉動, 可推測出歷史教學在建構南京大屠殺事件集體記憶中的重要地位。但在調研中, 接受過相關歷史教學的國外民眾僅占有效樣本的12.94%。

  2. 我國南京大屠殺事件對外傳播渠道未能發揮顯著性效果。

  為加強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對內和對外傳播, 1985年, 我國建成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2014年, 我國又設立并于紀念館舉辦國家公祭日, 為建構南京大屠殺事件全球記憶創造出有力的記憶場所, 為悼念遇難同胞、銘記歷史、警示后人發揮了實質性作用。然而調研數據顯示, 在282名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調研對象中, 知道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有136人, 所占比例不足一半, 其中僅有63人曾經去過該紀念館, 占22.34%。而另外146人則不知道該紀念館, 占比51.77%。如果算上完全不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人數, 則該比例達到了72.07%。且在調研對象中, 即便是到南京旅居、從商的國外民眾, 也僅有不足65%的人去過該紀念館。而對于國家公祭日, 282名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調研對象中, 知道的僅有93人, 所占比例不足33%, 而完全不知道公祭日的調研對象則高達67.02%。如果算上不知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人數, 則該比例達到了80.90%。

  可見, 無論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還是國家公祭日, 其實際的功能發揮更偏向于對內, 在對外傳播過程中未能達到預期效果。究其原因, 實質上絕大多數國外民眾是以當地的媒體為主要的信息獲取渠道, 即我國的對外傳播同時也是N級傳播, 國外媒體在此過程中起著中介連通作用, 但從前文可知, 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 南京大屠殺事件的信息在國外媒體的覆蓋率并不高, 即便有所涉及也是經過了選擇性篩選的過程, 從而導致我國對外傳播的內容收效甚微, 這從本質上屬于傳播渠道的建構和話語權的掌握問題。

  三、小結與反思

  通過對國外民眾的問卷調研和深入訪談, 可以從總體上看出, 國外民眾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知曉程度較低、認知程度較淺, 對大屠殺事件中的基本事實缺乏準確性的了解, 對相關的國際政治事件缺乏必要性的理解。這背后不僅包括文化、地域差異等因素, 更是信息獲取渠道的缺失, 是不同國家間傳播力、影響力、話語權等綜合國力的競爭。與此同時, 不同地區的國外民眾因為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差異, 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基本認知也存在自身的特點。相對而言, 亞洲和非洲國家民眾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基本信息了解更多, 而歐洲和美洲國家民眾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政治意義理解更深。根據本次調研的基本情況, 可以大致判斷出, 當前我國關于南京大屠殺事件對外傳播的效果較弱, 缺乏必要的、有效的傳播途徑使我們的信息和意圖真正在國外“落地”“入腦”“進心”, 因此亟需加強對外傳播的影響力和感召力, 切實讓民族災難記憶上升為全球苦難記憶。

  而在具體操作環節, 鑒于不同地區受眾的認知情況不同, 應注重區分不同地區受眾, 力求對外傳播的精準化。例如, 對于同樣在二戰中遭受法西斯侵略程度較深的亞洲和非洲其他國家 (其民眾對于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知曉度高) , 便應該站在全球的角度而非局限于民族主義, 將南京大屠殺事件與整個亞非地區所遭受的災難聯系起來, 以感情牌增強認同感, 促使國外民眾樹立起“南京大屠殺事件不僅僅是中國的災難, 更是世界民族的慘劇”的全球苦難記憶。值得注意的是, 在對外傳播過程中, 要注意傳播的方式方法, 把握好“度”, 切忌為追求認同而進行造假、掩蓋, 導致亞洲和非洲民眾產生抵觸情緒, 弱化了傳播效果。而在歐美等發達國家, 則需要首先致力于讓其民眾知曉此事件。數據顯示, 絕大多數歐美民眾認為很有必要加強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對外傳播, 原因在于其在國外難以接觸相關的信息, 因此本質上仍舊是傳播渠道的建構和話語權的掌握問題。因此, 要加快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媒體機構, 一方面重點闡述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基本情況, 另一方面要善于從西方文化的視角, 從人權的角度進行剖析和指責。要充分利用西方理性思維的方式, 善于通過歷史論證, 擺出詳盡證據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存在進行佐證。

  注釋

  1 見央視科教頻道和江蘇衛視2015年12月7日同步播出的大型電視紀錄片《外國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殺》第五集《羅伯特·威爾遜:為南京縫合創傷》。

上一篇:沒有了
下一篇:五四精神的歷史價值探析

相關內容推薦
在線咨詢
大吉时时彩-首页 五分PK10-首页 大发二分彩-首页 现金网-首页 彩神APP-官网 波兰好运彩-官网